我的母亲高广秀离开我已经两年多了。在我的脑海深处，母亲似乎出远门了。这种感觉在我回眸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时愈发强烈——如果母亲没有在我人生的岔路口上，奋力地为我指明方向，也许我的人生会是另外一种模样。

母亲出生于1932年12月12日，病逝于2022年4月10日。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家庭条件相对优渥，这主要得益于我的姥爷高洪恩在北京工作，收入自然比务农要好得多。姥爷在1949年之前便在北京为别人收购粮食，相当于会计，后来便定居在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二村。然而，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姥爷并没有送我母亲到学堂读书。1949年之后，姥爷在琉璃河定居了下来，母亲则由姥爷做主回到惠民县老家找婆家去了，其主要目的是便于照顾我的老姥娘。我的老姥娘共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姥爷在外定居后，家里还有两个儿子。但在姥爷眼里，自己身为长子，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只好安排长女代他回来尽孝。老姥娘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我小的时候，每次到她家里去，她总是颠着小脚，从两间相对宽敞的北屋来到紧邻的另两间低矮且光线不好的北屋里，从她的柜子里拿出她舍不得吃的饼干或者糕点之类的东西给我。

母亲尽管没有接受过学堂的教育，但她是见过世面的人，这让她养成了重视教育的习惯。据母亲讲，我姥爷写得一手好字，但这些字我始终没有见到。不过，这让我把所见到的好字都与我姥爷的字联系起来，也让我知道写一手好字是值得母亲炫耀的事情。这使得我立下了写一手好字的宏愿。在小学阶段，我写的字尽管不是很好，但是已经可以做到横平竖直，像那种印刷的宋体字。在1975年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我被指定在村中心的黑板报上抄写《人民日报》的社论，许多老人站在一边颔首称赞，这让我感到了无限的成就感。

母亲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她对孩子的疼爱带有某种自发的成分，并没有多少文化自觉，也没有将对孩子的教育上升到报效家国的高度上。也许基于我的父亲是小学教师这一点吧，母亲对我的学习特别上心。记得我上高中时，因为家庭琐事，母亲与祖母发生了矛盾，这天，父亲正好不在家。为了哄母亲高兴，我便凑上前谈了我学习上的进步，母亲听后脸色开始由阴转晴。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学习好了母亲便会高兴。这也许是我特别用功学习的开始吧。

在中小学阶段，我的家庭条件相对好一点，在1973年前后，母亲便购买了一台烟台无线电厂生产的晶体管收音机。这台收音机给我打开了一个聆听社会风雨声的平台，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每晚六点的评书联播和八点的新闻联播。这一时期还有薛中锐播讲的评书《大刀记》等。除了这种现代的传播手段之外，每年正月十二之后，村里还会从胡集书会请来说书人，这也给身处寒冬的我带来文学春天的感觉。在寒冷的村庄空旷场地上，说书人边敲着小鼓边叙述故事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当时村里的当代文学书籍少得可怜，但浩然的《艳阳天》却在青年中间传阅着。我有幸在长我十岁的兄长李宗辛的帮助下看到了这本书，很快便被其中动人的故事情节所吸引。其中，萧长春和焦淑红细腻的情感世界，犹如一股清泉流过了一个少年相对贫瘠的心田。

母亲非常看重学校教育。她利用赶集的时间，找到了在高中教化学的亲戚董振瑞，由他向学校领导作了引荐，让我摆脱了半农半读的生活，开始走进这所中学复读。母亲当年的这一决策相当英明，让我规避了人生路上的岔道，为我接受和从事大学文学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