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市面上有一些简易包装的香烟，上面没有任何商标与装饰，我们通常称其为白皮烟。

我在中小学读书时，有一种风靡校园的“摔四角”游戏。这一游戏的创造者颇具想象力，却将游戏规则定得十分简单：一方将用纸张叠出来的四角放于地上，另一方用四角对准其猛摔，如果地上的四角被摔翻过来，四角便归他。此游戏是男孩子们的专利。当时纸张紧张，孩子们有点旧书旧报，都用在了上厕所上。这时，大人们都喜欢吸的白皮烟的烟盒，成为叠四角的主要材料。我的白皮烟盒主要来自我的父亲和姐夫、姨夫等亲戚。搜集烟盒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时时处处留心，如果在路上捡到别人随手遗弃的烟盒，心里高兴得堪比捡了宝贝。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清楚地记得捡烟盒发生的那个小插曲：学校食堂的自来水池，是用水泥垒起的半人高的长方形槽体，上面安有一排灰不溜秋的水龙头。那天午饭后，我们几个男孩并排站在水池边洗涮碗筷，几乎同时发现食堂的一名男清洁工将一个空烟盒往垃圾箱里扔。大家一齐去抢，顿时挤作一团。由于我离得近，近水楼台先得月，一把将湿淋淋的烟盒揽到了怀里。

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有一位在生产队干活的小伙儿，常把情书写在白皮烟盒上，向在同一生产队干活的姑娘表达爱慕之情。今天这个故事则略有不同。我的姨家表哥是县电影队的放映员。一天，他到一个小山村放电影。一位农民火急火燎地跑来求他帮忙买两条白皮烟，用来招待帮忙翻修房屋的乡亲们。也确实，那一阶段市面上几乎很难见到白皮烟的踪影。究其原因，是因为白皮烟便宜，多为7分到9分钱一盒，而外包装最简陋的勤俭烟才5分钱一盒。如此低廉的价格，恰恰符合当时国人“越便宜越好”的购买习惯和心理预期。如此这般的产品，不卖脱销才怪哩。

表哥知道，这样的事在农村算“火烧眉毛”的大事，他既然应承了人家，就不敢怠慢，跑遍了县城大大小小的国营商店，终于把烟买齐，并蹬着自行车来回跑了好几十里路，把烟送了过去。或许是表哥的乐于助人和实诚打动了这位农民，最终他成了表哥的岳父：他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公主”许配给了表哥。这极像古书里所描写的“投桃报李，以恩报恩”。虽然表哥个子矮小，模样长得一般般，表嫂不但漂亮，还比表哥高出个头尖尖，但符合中国民间流行的“一俊配一丑”的婚配原则。小两口婚后你敬我爱，幸福美满。因此，老实木讷的表哥有时也会得意地来句玩笑话：白皮烟是他们的红娘。

上世纪70年代我当过兵。在我们连队，官兵们大部分都抽白皮烟，而我是个例外，我专门抽青岛生产的大前门。这种香烟的烟盒商标便是北京的前门楼子，价格为3毛9分钱。但不久以后我便改换门庭，抽起了我认为又苦又呛的白皮烟。原因是我迷上了写诗，而且迷得身不由己。谁都知道写诗要有灵感，一旦灵感来了，那犹如决堤之水，挡都挡不住。灵感被专业人士定义为“瞬间产生的富有创造性的突发思维状态”，而我理解的灵感，其实就是腹稿，有着明显的“顿悟”特征。人的记忆毕竟有限，腹稿如果不快速记下来，就会随时遗忘。白皮烟的好处在于烟盒本身就是一张白纸，我一旦有了所谓灵感，就会随时把笔和烟盒从口袋里掏出来，记下来。当兵几年来，我先后有4首诗在济南军区《前卫报》上发表，这些反映部队军旅生活的作品，被连里的官兵亲切地称为“烟盒诗”。

上世纪70年代初，我谈起了恋爱。由于我与未婚妻分居两地，热恋中的我无处倾诉，便在狭小的白皮烟盒上为她写起了爱情诗。可以说，上边的每一首诗、每一行字，都是我爱意的表达。后来，我将这30多张皱巴巴的白皮烟盒整理了一番，加上了几帧精美的封底封面，用订书机装订成一个小册子，于结婚当日交到妻子手里。妻子翻阅着这些长短不一、字迹潦草但带着我青春气息与岁月印痕的爱情诗，眼泪一下涌了出来。

（潘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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