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群里发了点感悟：“人生中的苦难，面对同一件事，有人从中看到了希望，有人看到了万丈深渊，关键还在于心态。”

这话我表示赞同。我一直觉得，世界上最难平衡的就是心态，而其是否平衡都会引发连锁反应：心态平衡，心态越好，事情就越容易往好的方向发展；心态失衡，心态越差，事情就会变得日益糟糕。

如何保持心态平衡？自得其乐应该是个好办法。我有个朋友，平时常把“HAPPY”（幸福开心）挂在嘴边。他的“HAPPY观”，具体解释起来是这样的：H（Help），学会帮助人；A（Appreciation），学会欣赏；P（Pursue），学会有追求；P（Perspective），学会用积极的视角看问题；Y（Yours），学会自主。这位朋友有着发现快乐的慧眼，在他看来，生活中不乏赏心悦目之事，关键是人要拥有一颗快乐之心。

无论人生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拥有了从快乐处借到的“慧眼”，看问题、看事物就会乐观豁达、积极向上，视角的宽泛度就会大很多；即使在最苦的日子里或挫折中，也会苦中作乐，无怨无艾。

苏轼的词《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很有名：“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当年，王巩（字定国）受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宾州（今广西来宾）。大家都以为他会死在那个蛮荒之地，可等到大赦，他竟神采奕奕地北归。听说这位好友回到了汴京，一直牵挂他的苏轼立即前去看望。令苏轼意想不到的是，面容红润的王巩身体比被贬前还好。苏轼不禁好奇地问起“健康秘诀”，王巩说全靠侍妾柔奴陪伴，而柔奴的回答是：“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显然，王巩就是身处逆境而不失快乐之心的人。

相反，没有快乐之心，总觉得命运“作弄”自己，看到的基本是见不到阳光的“那一面”，想到的都是密不透风的“黑”。由此，心态渐渐阴暗，精神趋向消极、颓废，神经几乎麻木，“乐点”被冰封，遇到多么令人兴奋、高兴的事，都不能变得激动、欣喜。“哀莫大于心死”，久而久之，感觉生活无趣，看什么都不顺眼，做什么也不上心。

西汉杨恽说：“‘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报孙会宗书》）杨恽“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有些人总觉得自己一时之间不具备快乐的条件，比如，没有住上更大面积的房子，没有买上豪车。可待挣够了钱、住上了大房子、买上了豪车，身体不行了，想享受也来不及了。

所以，要快乐地生活，就要有一双能够发现快乐的眼睛，能透过缭乱的世俗，看到自己需要的快乐究竟在哪儿，继而享受当下。有些人之所以觉得生活索然无味，对什么事也提不起精神，甚至郁闷多疑，哀叹人生寡味，就是因为少了这双慧眼。

1959年，汪曾祺先生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河北省沽源县农村劳动。沽源在坝上，属于高寒地区。汪曾祺先生说：“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门外的积雪跟城墙一般高。”沽源的主要农作物是马铃薯，所以，汪先生在那些年里，常常将马铃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以至于后来他开玩笑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1979年，和右派的影子告别后，汪曾祺先生去原单位交材料，见他精神不错，有人便问道：“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回答：“随遇而安。”他还解释说：“‘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汪曾祺《随遇而安》）

在人生的长河中，一个人是否拥有长期幸福的生存能力和健康快乐的生活指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快乐心的强弱和慧眼的有无。“慧眼”助“乐心”保持长久，而“乐心”又能够让“慧眼”长明，不至于吹进一粒小沙粒就“泪眼婆娑”或成“睁眼瞎”。没有一双慧眼，就算生活再完美，人也会过得无趣，过得“凄凄惨惨戚戚”；而有了快乐之心，就会过得阳光，就会相信：“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张铁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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