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3年春的一天，结束了警备区“新放映员培训班”培训的我，刚返回团机关，就赶上了放映任务。说来也巧，这天，电影组的同志除了老放映员张玉华，其他人都下部队放映了。工作紧急，老张简单问了问我上机操作的情况，就让我和他一起执行当晚的放映任务。虽然在培训班练习过如果操作35毫米的放映机，但那毕竟是在教官的指导下。我说：“我行吗？”老张说：“没事，有我在！就当是对你学习成果的检验吧！”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就踏实了，甚至对“首秀”充满了期待。

吃过晚饭，我俩就忙活了起来：在机关大院操场挂上银幕，架好放映机，调试机器设备……做着放映前的例行准备。

晚风轻柔。操场周围那几株高大的广玉兰，花开如雪，香气宜人。这个时节，北方家乡的玉兰花还在含苞待放吧？母亲最喜欢白玉兰了，说白玉兰花洁白无瑕、品质高洁，既能观赏，又能食用和药用。每年，她总把老屋房前她亲手种下的那棵白玉兰树飘落的花瓣捡拾起来，裹上面糊炸着吃，或者晒干了留着治疗风寒感冒……

遐想之间，机关和附近部队的官兵已经整整齐齐地坐满了操场。“警卫排，来一个！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东风吹，战鼓擂，警卫排拉歌怕过谁！”“冬瓜皮，西瓜皮，通讯排不许耍赖皮！机关枪，两条腿，打得你们张开嘴！”……现场，拉歌此起彼伏，响彻夜空，气氛拉满。望着四周黑压压的观众，我心里像揣了头小鹿，“咚咚”跳个不停。

夜幕降临，放映开始了。老张负责1号机，我负责2号机。开始一切正常：2号机与1号机切换同步（两机换片时须同步完成换机动作，画面无缝衔接），跑片顺畅，画面稳定。放映正片《艳阳天》时，紧盯银幕右上角给出的换片信号的我立刻压下“惰轮”（过桥齿轮）进行切换，只听得“刷拉”一声，出现了“黑幕”。糟糕！影片齿孔没有挂到输片齿轮上，导致开机后胶片被拉断。霎时，几百双观众的眼睛齐刷刷地转向我。急出一身汗的我大脑一片空白，恨不能钻进地缝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老张一把把我拽到了身后，迅速把断开的影片重新装好，并启动了机器，放映得以继续。但断去的那几秒画面（每秒24画格），却给观众留下了遗憾。

那晚，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眼前是现场回放：我装片失误，检查不细；老张反应及时，处置果断……唉！“首秀”成了“首糗”，我难以释怀。

二

老沪杭线串联起的N座铁路大桥，长年驻守着我们部队的官兵。到这些地方执行放映任务，要先坐一段公共汽车，然后再倒“绿皮火车”，下了火车还要再徒步几公里路。那是1974年的盛夏时节，我和组长王三喜到守桥部队巡回放映。下午3点多钟，我们在一个叫“枫泾”的小站下了火车，各自肩背手提着四五十斤重的放映器械（16毫米放映机、音箱、扩音器、影片等），往1号大桥赶。天气闷热，酷暑难当。走了不到10分钟，我的军衣已被汗水湿透，更无奈的是背包带勒进肉里带来的刺痛。我感觉身上越来越重，腿越来越沉，脚步随之慢了下来。“怎么样小王，能坚持吗？”“报告组长，能坚持！”王组长鼓励的眼神，给了我力量，打起精神咬紧牙关跟了上去。

“江南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晴空烈日，转眼就下起了雨。“放映机就是放映员的武器！”我俩赶紧拿出雨衣，连人带器械包裹了起来，可顾了上头顾不了下头，我们腰部以下只能暴露在外面。雨越下越大，土路变得泥泞，我和王组长相互搀扶着，一跐一滑地往前走……

到达部队驻地时，已是傍晚时分。看着淋得“落汤鸡”似的我们，高连长和杨指导员赶紧让通讯员找来两套军衣，又吩咐炊事员烧了几碗姜汤，还专门为我们包了饺子。喝下姜汤吃了饺子，我才感觉身上热乎了点。顾不上休息，我和王组长就在饭堂里架起机器、挂上银幕，开始工作起来。那晚放映的是故事片《闪闪的红星》和《渡江侦察记》，官兵们看得津津有味、兴致勃勃……电影散场时，已是夜里11点多了。

按说，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可后面发生的一幕却让我始料未及。许是淋雨加上疲惫所致，夜里1点多，我突然发起了高烧，体温“噌噌”升到了41度，服下卫生员开的退烧药也不管用。这可急坏了王组长和连干部。“不能再耽搁了，赶快送医院！”高连长果断决定。于是，王组长和两名老兵为我裹上棉大衣，用连队的三轮车（也只有三轮车了）载着我，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急三火四将我送往十几里外的苗江公社卫生院。

好巧不巧，在经过一个大上坡时，三轮车的链条突然断了。这黑灯瞎火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可咋整？只好一名战士在前面拉，王组长和另一名战士在后面推……烧得晕晕乎乎、蜷缩在三轮车里的我，恍惚听到他们“呼哧呼哧”的喘息声，还有王组长“使劲！快点！”的焦急催促声……

凌晨两点多钟，我们赶到了卫生院。医生诊断是“肺炎初期”，好在送来及时，赶紧为我用上了抗生素。王组长和那两名叫不上名字的战士忙前忙后，对我照顾有加……第二天，烧一退下来，我就要求出院，继续完成下几站的放映任务。

（王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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