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2月27日，我这个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因为家庭生活困难退学后，被街道安排到食品公司干临时工。在食品匮乏的年代，能到这样的单位工作，乃是一件幸事。然而去了才知道，食品公司是一个机关，下辖屠宰厂、猪库和蛋库三个单位。我被分配到“猪库”打小工，和生产糖果、糕点的“食品厂”没有半毛钱关系，空欢喜一场。

一

那时，位于建昌南街的食品公司屠宰厂，原本是老烟台街上的屠宰坊——一个自发形成的屠宰、卖肉的集散地。随着技艺高超和有声望的屠宰师的加盟，这里慢慢成了一个行业体系，有了约定俗成的“行规”“行约”。比如：屠宰用的刀，一律不准对着人，这是铁律。“学徒期间，师傅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至今不忘。”曾经的屠宰厂老职工、“扒皮”高手、年过古稀的王占亭先生说起这件往事，还是一脸严肃。

不过，屠宰工人手上的这把杀猪刀，在1948年也曾经让那些在撤退之前疯狂抓丁的国民党兵心生忌惮。当时，我家有一辆从破烂市淘来的杂牌自行车，放在院子里。抓兵的进来时，爸爸躲到了夹道里。背着枪的国民党兵没找到男人，就问妈妈：“这是谁的自行车？”妈妈回答说：“是邻居的，暂时放在这里。”大兵走后，妈妈马上把自行车藏进了夹道里。过了一会儿，那个背着枪的家伙又来了，进门就找自行车，妈妈说：“邻居刚才骑走了。”那个家伙骂了一句，悻悻地走了。

屠宰厂的老师傅提起国民党大规模抓兵的往事时说：“这些国民党兵经过屠宰坊的时候，隔着那个破烂的栅栏门，就能看见里面那些年轻力壮的杀猪工人，里面的人也能看见国民党兵从门口经过。那个破烂的栅栏门虚掩着，一推就开了，却没有一个国民党兵敢进来抓壮丁，估计也是忌惮里面那些屠宰工人手里握着的亮闪闪的家什吧。这些手握杀猪刀的工人，躲过了一劫！”

二

屠宰厂业务科的门口，有一块被用来当作台阶的汉白玉方石，上面刻着“官督商办”四个大字。听老师傅说，这是早年间当地政府对于“屠宰坊”的一种认可和收取税赋的根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经营许可证”。提起这块石匾，原来在业务科工作的胡培敬印象深刻。他特别欣赏那几个行楷大字，觉得这是个有价值的文物。可惜的是，在厂区改造的时候，这块方石被建筑队给砸碎了。

屠宰厂的主要工具就是刀、挡刀棍和磨刀石。屠宰厂工人穿的是白色的帆布工作服，足蹬黑色大水靴子，头戴白色的工作帽，前身佩戴黑色的油皮裙子，腰上挂有带刀鞘的专用刀具，还有一根“挡刀棍”，颇有点戏剧舞台上武将的模样。

屠宰厂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工作流程。从猪库送来的猪，头一天下午集中在麻电室外面的猪圈里。第二天早上上班以前，工人先用自来水管子将这些待屠宰的猪身上的泥沙和粪土冲洗干净，等候“麻电”。

麻电室就是一个五平方米左右的屋子，一次能挤进十五六头猪。两个工人一人操作“麻电器”，那是一个绝缘棒，两端是正负电极的铜板，电压在100伏左右，像一个放大了若干倍的钉书针；另一位工人负责用铁链子拴住那些被电晕了猪的后腿，挂在传送带上。随着齿轮的转动，这些被电晕了的猪被陆续运进屠宰车间。

这份工作的要求就是两个字“准、快”，劳动强度大，要求一气呵成，而且还有一定的风险，稍有不慎就会被猪咬伤。有一位“麻电工”被猪咬伤了屁股，在炕上趴了半个月。

年过古稀的张延仁当年就是“麻电工”。提起当年的工作经历，他挺动情地讲了一段往事。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一只猪从“麻电室”逃了出来。他和工友王炳生二话不说，立即追了出来。好在那时候的猪都是黑猪，在雪地里目标明确。他们俩顾不得北风呼啸、大雪飞舞，从建昌街一直追到白石村才抓住了它。两个人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大水靴子差一点跑掉了，帽子也歪了，真是“盔歪甲斜”，狼狈不堪。

猪随着传送带运进屠宰车间以后，就开始按照工艺流程分别作业。当检疫人员把“合格”的蓝印盖在猪身上后，这样的放心肉就由副食品商店分别拉走供应市场了。经过家家户户的“煎炒烹炸”，一盘盘美味佳肴端上了百姓的餐桌，那也是屠宰厂工人最自豪、最幸福的高光时刻。

三

我在猪库干临时工期间，有时也被安排到屠宰厂干活。面对又脏又臭的工作环境，我有些难以适应。一起干活的老师傅开导我，不要小看这个行业，俗语说“杀猪造酒，赚两只好手”。也就是说，干这行，由于常年在油水里操作，双手健壮有力、皮肤细腻，从来不会皲裂。

我曾把社会上的一个段子讲给卢金声老师傅听，说的是旧社会的屠夫们，大年三十的晚上，都要烧点纸扔到门外，嘴里嘟囔几句“别怪我啊，他们不吃，我是不杀的啊”。干这一行，恐怕找媳妇也难啊。卢师傅说：“社会上有的是这样的人，好吃鱼，嫌腥，好吃肉，瞧不起屠宰工。你知道屠宰坊怎么说的吗？‘上有苏杭，下有宰坊。行三辈子好，嫁不上个杀猪郎。’你看，这些工人的媳妇，哪一个不是有模有样的？”

好一个“郎”字，把凶神恶煞的“杀吧子”一下子变成了俊朗青年，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啊。

四

当年的屠宰厂职工，是特别能吃苦、特别有战斗力的一支优秀的工人队伍。他们中的能工巧匠比比皆是。当时屠宰厂的生产设备比较落后，工人的劳动强度很大。以张善良为首的李万周、毕连荣、孙传福等人组成维修班，加大革新力度，自己设计、自己制作，增加了很多半自动化设备。比如过去的“劈脊”，主要是人工操作，劳动强度极大，质量也不稳定。维修班制作出电锯以后，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产品质量。唐均、衣国翠、盛金、毛书文、刘运生、初文乾等人一专多能，既是车间的生产能手，又是建筑上的行家里手。杨翠珍、刘厚琴、宋绍杰严把检疫关，多年工作无差错。新生代的有胡培敬、张延仁、杨选民、王占亭、王云龙、赵克孝、刘世珍、于爱玲、全桂芳等人，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

在“深挖洞”的年代，原材料非常紧张。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他们克服诸多困难，不顾艰辛，上山打石头，自己解决原材料问题。还有参加全国职工比武大赛的“扒皮”第一名获得者吴基佐师傅，这是烟台屠宰厂全体“杀猪郎”的光荣。

据媒体报道，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党和政府特意在全国各地挑选了数十名优秀的“屠宰师”赶赴香港，满足当地人对于新鲜肉食的需求。

烟台的老屠宰厂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屠宰厂那些优秀的“杀猪郎”对老烟台的贡献，不应该被忘记。

（姚维峰）

法律支持单位：山东助商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