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打开一直珍藏的父亲遗物：一本功劳证和一枚纪念章。睹物思人，父亲的音容笑貌浮现在眼前，缱绻在心底的思念，如潮水般涌来。轻轻地抚摸着红色的功劳证和闪着微光的纪念章，它们仿佛折射出父亲参加革命的那段峥嵘岁月，也蕴藏着贯穿他一生中的种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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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父亲孙宝珍，1928年出生在烟台海阳东南的一个偏僻山村。他在兄妹中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间，家里虽然不富裕，但爷爷对自小就文静、聪慧的父亲寄以厚望，靠省吃俭用供他读了几年私塾，成为村里少有的读书人。父亲17岁时，爷爷又把他送到天津一家店铺做学徒，希望他日后能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父亲的哥哥，我的大伯早几年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父亲去天津的第二年也自己报名参军了，他的选择把爷爷气得捶胸顿足。

　　1946年，18岁的父亲怀揣着投身革命、建功立业的决心来到部队，希望参加战斗，消灭敌人。但因为那时部队里急需有文化的青年，父亲一直被留在后方做文职工作，虽然参加了淮海等战役，却没有真枪实弹地上过战场。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我的大伯跟随部队入朝作战，我父亲也给上级写了请战书，但并没能如愿。后来，父亲被部队送到军事院校学习培养了三年。

　　记得儿时，我跟随父亲到部队澡堂里洗澡，看到许多叔叔身上有可怕的疤痕，就问父亲。他告诉我，那是和敌人作战时留下的伤疤，当我好奇地问他，你身上怎么没有时，父亲表情复杂地叹了一口气没有回答。现在想起，我的问话也许戳到了父亲心中壮志未酬的痛点。翻开他的功劳证，里面仅记录了一次四等功，纪念章也是1952年颁发的一枚普通的慰问纪念章，并非军功章。

　　二

　　小时候，我眼里的父亲是英姿勃勃的，身穿着整洁的绿军装，帽子上的五角星闪闪发光。他淡眉细眼，总是笑眯眯的，加上国字脸上两片厚厚的嘴唇，更给人以憨厚、踏实的感觉。在我们家，母亲的性格直率，快言快语，也有些强势；父亲则性格温和，少言寡语，做事沉稳，对我们的管教也是言传身教，亦宽亦严。

　　那时，我们兄妹三个，属我最顽皮。麦黄时节，我和小伙伴们一旦发现大院里谁家的平房屋檐瓦下露出茅草，就找来梯子或顺大树爬上房，掏麻雀窝。有邻居来找父母告状，说我掏鸟窝把他们家的房瓦踩碎造成漏雨了。这时，父亲赶紧上前给邻居赔不是，母亲则一边训斥着我，一边发狠地对父亲说：“这孩子得好好管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父亲则笑呵呵地说：“咱家出了个调皮捣蛋的，将来可能有大出息哩。”事后，父亲悄悄给了我两元钱说：“喜欢鸟，就去买只好的养着，别去掏麻雀了，太危险！”

　　父亲对我是宠爱的，也是严厉的。有一次，小伙伴易卫东的父亲出差时给他带回来几只彩色玻璃球。弹玻璃球是那时我们最爱玩的游戏之一，不过玩过的玻璃球经过摩擦、碰撞表面会粗糙不堪。易卫东的新玻璃球透明闪亮，里面还有红的、黄的花瓣，滚动起来色彩缤纷。我不由起了贪心，欺负他比我小，就半耍赖半抢夺地将新玻璃球全部收入我的囊中。那天，易卫东是哭着回家的。父亲知道后找到我，收起脸上的笑容说：“你喜欢的东西，可以用正常的输赢来获取，但绝不能用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我知道错了，就找到易卫东，把玻璃球全都还给了他。

　　三

　　“文革”后期，在军区司令部担任参谋的父亲被派往省公安厅担任军代表。工作结束后，厅领导与父亲商量，想留他在厅里工作，被深爱部队的父亲婉言谢绝了。回到军区机关后，父亲向上级请求去基层部队锻炼。1974年，我们全家带着仅有的两只行李箱和被褥等全部家当，蜷缩在一辆解放牌卡车的车厢里，从省城济南一路颠簸地来到黄海前哨——荣成县的石岛。

　　父亲来到石岛守备团，属平级调动，担任了副团长。但他毫无怨言，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一天深夜，父亲接到报告，急匆匆地出了家门，一连几天没有回家，据说是苏山岛防区发现了敌情。那时，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早些年在镆铘岛就发生过敌特趁夜深企图登陆，结果被战士和民兵迎头痛击、仓皇逃离的事件。

　　正当父亲意气风发、干劲十足的时候，1975年的大裁军开始了。父亲的名字出乎意料地出现在第一批转业干部的名单里，他那时才40多岁，团里也有比他岁数大仍留下的。有同事劝解道：“你刚来，对各方面的情况还不熟悉，只能是你先走了。”那段时间，父亲在屋里一圈一圈地踱着步，显得有些郁闷。

　　父亲转业后，被分配到烟台的一家交通部直属单位。起初，因为单位要在荣成建立一个工作站，父亲就负责建站的工作。我1977年高中毕业时，想去参军，父亲没同意，他对我说：“你哥当兵了，你就进工厂吧。学个技术，将来凭本事吃饭！”他还亲自去县劳动局，给我选定了去汽车运输公司干汽车修理工。1978年工作站建成后，全家人除我之外都回烟台了。

　　多年后，我曾对父亲抱怨：“你那时如果去了公安厅或者让我当兵，我现在肯定不会是大集体企业的身份，不会进不了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父亲听了，表情平淡地说：“学好技术，比什么都强！”

　　四

　　1983年，我调回烟台，与家人团聚了。1984年结婚前，单位在市区分给我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父亲带着哥嫂将房屋粉刷、布置一新后，还托人买了一个能做饭可取暖的两用蜂窝煤炉子在屋内安上。

　　难忘1985年末那个寒冷沉闷的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我睡眼惺忪地打开门，只见父亲一脸疲惫地站在门外，他对我说：“昨晚的气压低，炉子容易倒烟。我们单位的高压氧舱今早收治了几个煤气中毒的。我担心你屋里的炉子，过来看看。”我赶忙让父亲进屋，他摇摇头说：“不了，回去还要上班。”他又轻声嘱咐我：“你对象快要生了，要好好照顾她啊！”说完转身走下楼去。我望着父亲瘦弱的背影，心头一热，眼睛湿润了。这么冷的天，他从十几公里外的芝罘岛骑自行车赶过来，谈何容易。他的岁数大了，还患有高血压等疾病，依然时刻惦念着我们。没想到，父亲与我的这次见面，竟然成为我们最后的谈话。

　　不久后的一个夜里，哥哥急匆匆地来找我，说父亲住院了。我们赶到医院时，只见父亲表情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仿佛是累极熟睡似地打着鼾声。母亲哭诉着父亲发病的过程：当天父亲下班回到家，告诉母亲单位通知了，他可以回家退养了。母亲听了挺高兴，晚饭包了水饺。吃饭时，父亲一反常态地话多，一会儿说希望儿媳能生个胖小子，一会儿憧憬着以后的休闲生活，说着说着突然停了下来，冲母亲喊头痛，接着就不省人事了。

　　医生诊断后，说我父亲是脑溢血，没救了。当时，我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更不愿相信医生的话。可是，第二天中午，父亲的鼾声忽然停止了，随后如释重负似地长叹一口气，就没有任何声息了。刹那间，我觉得眼前一阵眩晕，不由得双膝跪下，紧紧地搂着父亲恸哭起来。

　　父亲去世三个月后，我的儿子降临人间。我不禁悲喜交加，喜的是自己有儿子了，悲的是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虽说人世间总会有生离死别，但如此的“擦肩而过”和倏然离去，使我倍感人生的变幻莫测和“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彻骨悲凉。

　　父亲他生活简朴，几乎没有什么嗜好，平时烟、酒、茶一样也不沾，但这并没有让他健康长寿，去世时才57岁。他甚至没有留下一句话，没有享受过一天的退休时光，更没能看到心心念念的孙子，过上含饴弄孙的幸福生活。

　　父亲的一生平平淡淡，在生活和工作中，有幸福和喜悦，也有许多憾事，但这并不代表着失败。从父亲身上，我学会了对待工作要勤勤恳恳，对待同事要谦虚和善，对待家人要充满关爱。我想，父亲在遥远的天堂如果能看到，他曾经的同事、朋友，经常来看望我母亲并嘘寒问暖，有一位叫扬夕岳的叔叔还时常送钱送物；如果能看到，现在我们兄妹都已相继退休，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如果能看到，他的孙子考上了国外的名校，工学硕士毕业后进了企业搞技术，真正实现了他“凭本事吃饭”的抱负……他的脸上一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