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是一句知名度很高的俗语。若说起当代招远的“留名”之人，笔者立马想起了两位，他们一个是出了名的英雄，一个是出了名的好人。

　　英雄冯官令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招远县城大街上，隔三岔五地可以看到一个老汉，背着一杆钢枪，步履有些蹒跚地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后面跟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他们口中低声地喊着：“花爪子！花爪子！”当年，我也是跟在老人身后那群叽叽喳喳的孩子之一。

　　和平年代，竟有人身背钢枪不慌不忙地走在县城的大街上，这件事本身就充满新奇和悬念。这位孩子们口中的“花爪子”到底是何许人也？

　　后来，这位身背钢枪的老汉出现在我们学校的讲台上作报告。哦，原来他是大名鼎鼎的胶东军区“一等战斗模范”——“孤胆英雄”冯官令。

　　冯官令

　　1906年，冯官令出生于招远玲珑镇前花园村。年轻时的冯官令在鼓捣火药时烧伤了双手，落下许多斑点，人送外号“花爪子”。1939年，日寇的铁蹄踏进了他的家乡，从小就胆子大、身手利索的冯官令参加了八路军地方武装，活跃在对敌斗争第一线。他除叛徒、杀汉奸、打伏击、夺枪支、端炮楼、策反伪军，由于他经常身着便衣深入敌后，来无影，去无踪，被老百姓赞为“孤胆英雄”。日伪军对他既恨之入骨，又怕得要命，多次悬赏捉拿，他都英勇机智，成功脱险。伪军中产生矛盾，就会相互诅咒：“叫你出门碰上‘花爪子’！” 从1941年至1945年，冯官令参加大小战斗百余次，功勋卓著。1945年5月，胶东军区授予他“一等战斗模范”。

　　关于他身背的钢枪，有几个版本。一是他作为“一等战斗模范”的奖品，第二个版本有些传奇色彩。1948年，时为胶东军区侦察排长的冯官令面临退伍返乡，他对自己的钢枪恋恋不舍，一旁的司令员许世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特批他携枪退伍。从此，无论是在县公安局、在金矿做保卫工作，还是最后回到村里分管民兵和治安工作，他都身背钢枪，初心不改，本色不变。上世纪70年代初，军分区的一位参谋长看到老英雄的三八大盖枪已经很老很旧了，枪身还有些长，背着也不太方便，就派人送给他一支崭新的半自动步枪。老英雄枪不离身，爱不释手，走到哪儿背到哪儿，继续保持了一个革命军人的本色。

　　1980年9月，老英雄临终前嘱咐后人，自己死后，要将两支枪完好无损地交给县人民武装部。一代传奇英雄走完了他75年的精彩人生。

　　好人“刘盛兰”

　　2014年1月12日，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走进招远市人民医院的一间病房，给在这里住院的91岁老人刘盛兰颁发了2013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奖杯。

　　刘盛兰

　　这是中央电视台这个颇具影响力的奖项设立12年来，第一次到现场为获奖人颁发奖杯。组委会的颁奖词写道：“残年风烛，发出微弱的光，苍老的手，在人间写下大爱。病弱的身躯，高贵的心灵，他在九旬的高龄俯视生命。一沓沓汇款，是寄给我们的问卷，所有人都应该思考答案。”

　　这位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是招远市蚕庄镇柳行村的一位孤寡老人，属于当地分散供养的“五保户”。我与刘盛兰老人的相识始于2006年。那年12月30日，在烟台日报传媒集团主办的“感动烟台”双年度（2005-2006）人物颁奖典礼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刘盛兰老人，他高高的个子，憨厚的脸庞，面对记者采访，他局促得手脚都不知放哪里好。

　　就是这样一位“好人”，一辈子无儿无女，生活拮据。73岁那年，他在报纸上看到有学生因为没钱上不起学。老人心里很难过，就将微薄的工资捐助给了上不起学的孩子。从此，他就走上了捐资助学之路，这一捐就是18年。

　　18年来，他骑着一辆锈迹斑斑的破自行车，走街串巷收废品、卖破烂，用微薄的收入捐资助学。18年来，几乎没有吃过肉，没有添过一件新衣，菜多是从市场上买回来或捡回来的。他明明可以住进敬老院，过得舒服些，但他宁可将住敬老院的几千块钱领出来，捐出去，而自己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他曾在一家企业做门卫，看大门，每个月几百块钱的工资。就是这点微薄的工资，这家昧了良心的企业就是拖着不给。后来，在当地法官的帮助下，刘盛兰讨回了一万多元的拖欠工资，这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一笔资金，但他没有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全部捐给了有需要的学生。20年来，他捐出去的资金有十几万元，资助过的困难学生有上百人……

　　在他自知日子不多时，交代后事：“我死了，随便找个地方，挖个坑埋了就算了。”

　　但是，好人自有好报。刘盛兰还在世的时候，招远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就给老人购买了一块墓地，不能让“好人”就这样无影无踪。老人的精神也在招远大地生根发芽。2016年3月5日，招远市在爱心志愿者工作站的基础上，成立了盛兰爱心志愿者服务大队。现在，这支爱心志愿者服务大队有十个中队，拥有队员三千余人。

　　勇敢与善良

　　冯官令与刘盛兰，一个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一个是“感动中国”的好人。二人看似互不搭界，实则代表了招远人的两种性格和秉性。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生活常识告诉我们：风土影响秉性。清顺治年间的《招远县志·序》开宗明义：“招，偏邑也。其境多山。其土瘠，其民贫，其俗敦庞而淳朴。”说这话的是当时的登州太守徐可先，他是招远县衙的顶头上司，招远是其治下的土地，百姓是其治下的子民，他对招远这方水土和人民的了解和认知应当是比较深刻和准确的。

　　无独有偶。300多年后，一位祖籍外地、在招远工作多年的“县官”也说出一句流传颇广的“名言”：“招远人的优点是实在，缺点是太实在。”这话乍听有些绕口，实则与徐可先的评价异曲同工，也与民间对招远人“太实诚”的评价不谋而合。

　　招远在金天会九年（1131年）置县，当时“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旷闲”，统治者为召集流亡者回乡安心农耕，取“招携抚远”之意，定名招远县。按照地名命名原则，算是祈愿地名，却也道出了招远人的身世，奠定了招远人“敦庞”“淳朴”与勇敢、善良的秉性。

　　“路见不平一声吼”是山东人的性格，也是招远人的秉性。史料记载，明末的许汤举义抗税、清末的郭福年聚义抗暴、民初的大王山饥民聚义与黑山联庄会民变，1924年冬天爆发的招远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无极道起义，高峰时达数万人，也是唯一一次夺取地方政权的起义。最后在官府的残酷镇压下惨遭失败，大小头领有的被砍头示众，有的被集体枪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起义军残部被迫逃亡关东后，又在辽宁庄河一带再次拉起队伍，组织抗日大刀会，与日寇浴血战斗。1942年5月，日军下乡扫荡，在毕郭镇大曲庄村，不可一世的日军遇到了时年70多岁的晚清武秀才李宝忠，面对荷枪实弹的日军，老人怒不可遏，在怒斥日军的同时，他随手抓起身边的一把抓钩（一种长柄的农具），在自家院里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在痛杀两个、打伤3个日军后壮烈牺牲。他的名字被刻上了当地的烈士纪念塔，他杀敌用过的抓钩被军事博物馆收藏。1943年春，夏甸镇大庄子村民兵张炳岱，在战友的配合下，只身潜入日军马厩，用一把杀猪刀一口气撂倒5匹日本军马。第二年夏天，他又在集市上用杀猪刀干掉了一个伪警察所长。招远人的血性可见一斑，也印证了“老实人不好惹”的民谚。据史料记载，1947年“大参军”，两县（时招远县分为招远、招北两县）就有1.8万青壮年入伍，有4444名烈士血洒疆场。据不完全统计，自实行军衔制以来，招远籍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即有30余人，其中上将4人。

　　淳朴、善良是招远人性格的另一面。招远人的“好心眼”也是出了名的。热情好客，真诚待人，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在民间蔚然成风。几乎村村都有“好心眼儿”的人。一家一户、单人独手过日子，时有不时之需，民间即有帮忙办喜事的喜会、办丧事的哥老会、解决一时之需的当会，多方位地解决你在生活中的急难愁盼。

　　笔者小时候随母亲住在农村，经常感受到街坊邻居的好心。家庭教育中，善良也是不可或缺的必修课。我的奶奶和姥姥经常对我们说：“碰上要饭的，不要吓唬人家，自己有一碗，要给人一口、一块，人不到急难之时，谁也迈不出这一步。”这些话至今音犹在耳。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我住的村子来了逃荒要饭的母子四人，三个孩子大的不过十岁，小的只有三四岁，孩子们身上还戴着孝。善良的村人没有嫌弃，没有鄙视，而从自家篮子里匀出一口一块的地瓜干，救活了孤苦无助的母子四人，他们就在村里的碾屋里住了下来。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在招远的偏僻旮旯的乡村，并非个例。

　　招远人的“善良”“好心”是刻在骨子里的，绝不是只在嘴上说说而已，刘盛兰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孙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