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在鲁西一所高校读大学。当时高校的规模都不大，我们学校的校园也不大，也就几百亩光景，与这所学校现在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学校唯一的大门朝北，门前有一条东西向的柏油马路，不宽，也就是双车道的宽窄。距大门口几十米处的拐角有一家邮局，门前立着一只半人高的绿色铁邮筒。我读大学的四年，写了无数封信，基本都是投进了这只邮筒。

那个年代，信息技术还不发达，写信是人们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写封家书给家里人报平安，写信给以前的同学和朋友交流情感，而我作为一名校园文学创作爱好者，写得最多的信，是给文学报刊和杂志社的投稿。信写好了，装好信封，到邮局买张邮票，把信投到校外路口拐角处的那只绿色的邮筒中。

当时是把大学当成“象牙塔”的精英教育时代，我们这些所谓的“天之骄子”，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写信内容是向中学同学炫耀地介绍自己学校的情况，也写一些在大学校园遇到的新奇事。这种写信的“小高潮期”一般出现在刚入学的半年，这个时候，邮筒里面的信几乎每天都是满的，有时候我去寄信，信封怎么也塞不进去。慢慢地，激情退却，便只与关系不错的同学保持联系。还有一些信是情书。高中阶段学习紧张不能谈恋爱，考入大学以后感情沉淀了，这时候同学之间的信，就有了一种异样的色彩。当年很多同学都是通过情书建立起了恋爱关系。

而我当时记忆最深的通信，是写好文学作品后给报纸和杂志社投稿。投稿还真有点讲究，作品质量好是硬条件，其次还要会写信。有经验的学长告诉我们，要找到栏目编辑的名字，直接给编辑寄信，否则编辑部每天收到的投稿信一大摞，谁能一封封拆开看？写信的时候要语气谦逊、言辞恳切，让编辑产生好感，即使不给你发表，也能给你回信，给你指点一下。这么一来一往，与编辑的联系多了，后面自然就有发稿的机会了。当时有两封投稿信我印象最深，一封是给《山东工人报》的副刊投稿，是一首散文诗，名字是《潇潇的秋韵》。投稿信投到邮筒后，我就没再管，后来系里收到一张十六元的汇款单，注明是这篇作品的稿费，但汇款单写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一个奇怪的名字“聊中”。原来，我忘了在作品末尾标注单位、姓名、联系方式，编辑根据信封上的寄信人信息，取名“聊中”，意思是“聊城师范学院中文系”。还有一封是投稿给《榆林文学》的小说，稿费好像是三十六元。稿费寄到中文系的时候，名字和单位都对，可惜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最后还是留校任教的同学转给了我。

寄信需要买信封和邮票，信封一般是二分钱一个，邮票开始是六毛钱一张。虽然不贵，但天长日久，对靠家长供给的穷学生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有时我来了创作情绪，一连写好几封投稿信，把信投进邮筒后便想着，这是好几元钱呢，多么期待邮筒那头的编辑，别让我的稿子“石沉大海”。

说到信封，我想起中学听到的一个笑话：一个外地人到本地出差，要写封信，就先到百货大楼的柜台买信封。他的普通话说得不好，一张口就对年轻的女售货员说：“同志，买个媳妇（信封）。”女服务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低声骂了一句：“流氓！”偏偏他听成了“六毛”，接着又说：“管他六毛七毛滴，反正国家报销呗！”

我做事情粗枝大叶，在写信的时候就体现了出来。在我大学毕业前的那一年，有一次，我分别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我即将去就业的单位的政工科长的回信，一封是给我舅舅的家书。没想到信纸装反了，最后两封信都被退回来了。那个政工科长回信写道：我不是你舅舅啊！这下可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毕业后，我多次回母校，刚开始那几年还能看见那只绿色邮筒，后来就再也看不到了。我的母校发展很快，早已不是我上学时的样子了，邮局那块地也已经划进母校的校园了。其实，今天我们走在城市的大街上，也很少见到当年路边司空见惯的绿色邮筒了，甚至邮局也不多见了。现代通信技术和工具的发达，使得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写信习惯慢慢远去了。鸿雁传书的诗意与绿色邮筒的美丽风景，渐行渐远，慢慢地淡出了我们的生活。可我还是怀念大学时代提笔写信的情感历程，也怀念承载我们情感交流的那只绿色邮筒。（姜德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