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帮（也称宁波帮、甬帮），是指旧宁波府所属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县人，在异地经商、生活时，以乡谊为纽带，互联、互助、自发形成的商业群体。早在道光年间，宁波商人把南货、洋货运至山东、直隶、辽宁等地；返回时，再把北方特产运至上海、宁波、潮汕等地贩卖。“溯关东以达闽粤，帆樯往来，一岁不下千艘”。烟台开埠后，一些宁波商人在烟台购置土地，开设商铺。他们的经商范围由最初的贩运洋广货发展至五金、成衣、钟表等多个行业，对烟台近代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宁波商帮在烟台的部分商号

合顺五金号

1866年，叶澄衷（宁波人）在新关街购置土地，创办了“烟台合顺号”。合顺号主要经营五金、食品、军需品以及洋广杂货等。烟台开埠后，外来商船由于长时间在海上航行，对食品、五金（船用配件、维修）、煤炭的需求量比较大，合顺号利用靠近码头的位置优势，为其提供各种物资，获利丰厚。1861年后，合顺号在日本大阪、川口派驻外庄，自行接洽贸易业务，把日本产的高档瓷器、昆布、药品等运回国内，做转口贸易。

史晋生（1862年至1934年），宁波镇海人，烟台合顺号经理。1888年，他首倡募捐资金，在西圩子外购置义地，修建四明丙舍。1895年，日兵侵扰烟台，商市停业，史晋生安排员工回籍暂避，自己则留烟办理善后。1897年，他赴任汉口顺记号经理。

史晋生离烟后，邓永霖接任经理。邓永龄，字咏霖，1867年出生，江苏南京江宁人，是烟台商会的董事。1906年3月，邓永霖担任上海华通水火保险有限公司董事，并任烟台公司经理。合顺号积极参与烟台的公益事业。1909年，烟台十三村倡议重修蓬莱阁戏楼，合顺号捐款八十千。

1924年，陈星渔担任合顺号经理。1938年2月，日军侵占烟台，生意难以为继。陈星渔整日四处奔走，将同乡遣散至南方躲避。1943年，陈耀宗（宁波人）执掌合顺。1945年7月，烟台第一次解放后，合顺号改为成昌五金号，宁波人张有钊任经理。1954年公私合营后，“成昌五金号”停业。

亨得利钟表眼镜店

亨得利钟表眼镜店创建于1922年8月，地址在朝阳街南首，初期主要销售钟表眼镜，创始人为宁波人应文卿。当时比较流行的进口座钟、挂表、时尚眼镜等，在亨得利钟表眼镜行都可以买到。

20世纪30年代初，亨得利已经发展成为烟台最大的钟表眼镜行，同时在钟表眼镜修理方面也领先于同行。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亨得利更名为“永昌”表店，隶属烟台百货公司。

光明眼镜钟表公司

金君实（1894年至1954年），宁波镇海县人，上世纪30年代在朝阳街中段开设光明眼镜钟表公司。一楼为店铺，设有当时颇为先进的验目配镜器械，并且自设镜片加工工序，擅长制作度数高、难度大的特殊眼镜。二楼居住。1947年，国民党占据烟台后，生意难做，金君实将光明眼镜店关闭。

源泰成南味食品店

源泰成南味食品店位于朝阳街中段路东。该店以经营南货海味、船用军需品为主，兼有加工熏腊制品、糕点糖果以及仓储业务。经理叫谢仁赓，又名谢崇伦，宁波镇海县人。谢仁赓少时家境萧条，赖母车太夫人辛苦劳作，将其送入私塾读书。14岁那年，谢仁赓决意远游经商。1920年春，他在朝阳街创办了源泰成号。谢仁赓头脑灵活，勤于生意，经营数年后，收获甚巨。1924年，谢仁赓发起成立宁波旅烟同乡会，并被公推为宁波旅烟同乡会会长。谢仁赓仁义乡里，乐善好施，经常接济来烟谋生的宁波人，为他们安排住处、寻找工作。1926年，获时任大总统的“急公好义”题字。1924年，谢仁赓回家乡“光宗耀祖”，重修家谱、宗祠，烟台的好友邓永霖、王益斋、竺修水特为其赠送“节义高风”贺词；1930年，谢仁赓参股烟台醴泉啤酒有限公司，被选为公司董事。

同和成南味店

同和成为宁波人水振声、水鹤祥、水庆祥、水英祥等人合伙开设。店铺位于朝阳街中段路西，坐西朝东。同和成设有三个经营部，分别经营洋广杂货、绫罗布匹、夏令物品、食品等。同和成成立后，屡遭火灾。1923年失火，1942年9月又一次失火。当局为了查清事情原委，将同和成经理水寿祥、副经理张静彝诉至法院。经过法院审理认定，此次失火的主要原因是店方管理不善导致电线年久老化漏电造成的，最终对经理水寿祥、副经理张静彝各处罚金100元。1943年7月13日的记载又显示，“本市朝阳街同和成茶食店昨日午后一点突告火警，初由该街源泰成茶食店伙计发现，并报消防队”，幸亏消防队赶到及时，扑灭大火。同和成几次失火，建筑受到严重损坏。1980年前后，同和成建筑被拆除。

正昌号成衣铺

正昌号成衣铺位于朝阳街，经理叫毛锦芳（1893年至1967年），浙江奉化岩头镇人。毛锦芳从小在成衣铺学徒，师傅要求得很严。如对面料的加工，必须做到推、归、拨、烫等工序，衣服里衬必须下水，机缝不能断线，手缝针码必须细密。做一套西服，要先打样、再试样三次（毛样、光样、定型样），直到顾客满意才开始制作。“宁波裁缝”有一套生意经：“量体裁衣，不仅要看客人高矮胖瘦，还要知人脾气性格。少年中举，趾高气扬，走路挺胸凸肚，裁衣要前襟稍长；老年中举，长年伏案，弯腰弓背，裁衣要前短后长。性急的人，裁得稍短；性慢的人，裁得稍长”。烟台解放后，毛锦芳曾担任烟台成衣业分会委员。

张源记洋服店与伦开服装店

张源记洋服店，位于朝阳街中部路东，店主周世广是一位宁波人。上世纪30年代，周世广携妻来到烟台，投奔妻子的叔公、亨得利的经理应文卿。因周世广会裁缝，应文卿就将其介绍到“张源记洋服店”工作。店铺门头不大，但是生意很好。20世纪40年代，张源记经理将店铺盘给了周世广，离烟回宁波了。之后，周世广在朝阳街南首路西（现新中国电影院对面）租下一层门面，另开了一家洋服店，店名叫“伦开洋服店”，取“另开”之意。烟台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周世广和妻子都进入烟台服装工业公司工作。他量活细、做工精、态度好，尤其擅长做西装和旗袍。20世纪80年代，一些苏联专家和出国人员都慕名来找他做服装。

宝成银楼

烟台的“宝成银楼”是宁波人在1899年开设的，地址在儒林街路东（今胜利路北段）。宝成银楼擅长熔炼洋金和制作小件镶嵌，熔炼技术独家所有。他们根据顾客要求，设计出精美的造型，深受顾客喜欢。据《烟台要览》记载：“金店以大街宝成楼最大，而且最老。”历史上，宝成银楼曾经遭受过天灾人祸，损失惨重。1907年4月20日，宝成银楼因近邻失火殃及自身，烧毁严重。经过重修后，于当年秋季重新开业。1913年1月5日，滞留烟台的关外军队因没有得到军饷，不肯离烟，最终引起哗变。哗变士兵冲进“宝成银楼”大肆抢劫，无一遗漏。抢劫完后，这些士兵纵火烧毁了宝成银楼，“该银楼金碧辉煌，可怜一炬都成焦土，火焰四窜延及左右临铺”“宝成楼计（损失）首饰器具一万三千两，被焚之楼房值一千七百两”。1914年，宝成银楼在北大街中市路南新建二层营业大楼，重新营业。1933年，宝成银楼在原址路北再次新建一座二层营业大楼，坐北朝南，一直营业至烟台解放。20世纪80年代，因扩建北马路，宝成银楼建筑被拆除。

烟台中西大药房

烟台中西大药房成立于1908年，地址在烟台北大街大桥西。1909年接兑朝阳街北首路西的山东大药房。1925年商标注册为“双地球”牌，主要以售卖中西地道药材为主，兼制丸散膏及各种药水批发零售。后期售卖生发油、花露水、丽人牌牙粉、美容光面粉等。初创董事为本地人黄东旭、徐铮臣、王稺平、王心潭、张瀛洲等。上海五洲大药房经理项松茂（宁波人）一直是其第一大股东。

烟台永仁堂药房

乐咏西，浙江慈溪县人，是“同仁堂”创始人乐显扬的后人，也是北京“同仁堂”的股东。1935年，乐咏西来烟台创建了永仁堂药房，地址在北大街路南。永仁堂是当时烟台最大的中药房之一，主要售卖夏季使用的“防疫丹”和专治流行感冒的“防疫丸”，以及专治瘟疫传染、中暑中寒的“急救痧气丹”等。永仁堂在北京、烟台、包头三个城市设有分号。

烟台老存仁堂

1930年，宁波人李康年、费庭华、孔庆余、徐亨善等六人在烟台投资成立“浙宁老存仁堂药号”，推举有行医经历的王荣（又名王曰昌）任经理，地址在北大街中市。王荣早年在上海行医十余年，手中握有祖传的制作三鞭丸的秘方。王荣来烟后，集中财力、潜心研制，终将疗效更佳的三鞭丸研制成功，成为“老存仁堂”的镇堂之宝。1956年，公私合营后，“老存仁堂”与“中亚药房”等其他几家药店联合组成“烟台中亚制药厂”。

银行业

1923年，宁波商人傅筱庵、朱葆三等人在上海投资创办济东银行，同年，在烟台设立济东分行（后改组为烟台济东实业银行），地址在海关路（街），专办活期定期存款贴现、抵押放款、国外跟单押汇等业务。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后，烟台镇守使张怀斌奉直系首领吴佩孚的命令，勒令济东银行烟台分行关闭，并“严密查封”。此举给济东银行造成损失二十四万元。此事缘起吴佩孚怀疑济东银行有浙江军阀卢永祥（孙曰温的姻亲）参股。后经查实，并无此事。经此打击，烟台济东实业银行一蹶不振，1926年底停业。

其他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宁波人陈志寅等人出资七万两白银，购买德裕轮，来往于宁波、厦门、上海等地。宣统元年（1909年），又增资五十万两，新增三艘轮船，往来于烟台、营口、安东之间，并在烟台设立分号——永安轮船公司，地址在朝阳街北首路东。1920年，宁波人周宗良在上海开设谦和靛油号，任副经理，被商界称为“中国颜料大王”。1923年，周宗良在烟台二马路设立谦和靛油公司，专门销售颜料、机械设备及药品，同时还销售宁波如生厂出品的老牌油焖鲜笋。清末，烟台当地绅商倡议修建烟潍铁路，宁波人开设的合顺洋行、宝成银楼、宝兴银楼、同和成等商号均热心参与，积极支持烟潍铁路建设。

四明公所与宁波旅烟同乡会

宁波商人在烟台成立乡亲联谊组织，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申报》1888年1月11日刊载的旅烟宁波人修建“四明公所”（也称四明丙舍）的报道：

宁波人士之族居烟台者，在西圩门外建修四明公所，现已落成。十一日迎福德尊神上座。前导仪仗颇极辉煌，更有乐工僧道等人，萧管声与梵呗声相应，绅商皆车驰马骤，结队往观。至晚，又有羽士释放燄口以祭之祀羁魂。该所共有房屋四十余椽，其资由合顺行倡首捐自同人云。

1903年的《山东燕台街道图》（现藏烟台市博物馆）中，在西圩子外，有建筑标有“四明丙舍”字样。丙舍是用来存放遗体的房屋（也寄放遗骨），所以，当地人也称丙舍为“寄骨寺”。

早年烟台每遇重要节日，外帮都要庆贺一番。1893年9月，“浙宁帮坐贾烟街者，生意颇有可观，向值中元节在天后宫借建齐醮以超度幽冥，本届则踵事增华，创办盂兰盆会，于月之十五前后，每夜布坛施食，燃放陆灯，游行街市，比之潮建二帮可以并驾齐驱矣。”1896年9月，“中元节后，南人皆举办盂兰盆会，烟台福建帮每于是月晦日，诵经建醮，释放焰口；潮州则先五日举办，宁波帮则视潮又早数日。”

还有一所“四明公所”，位于今烟台南山公园内，当地人称“寄骨寺”，建成时间不详。在1936年的《烟台地图》上，可以看到有“四明公所”的标注。

今年83岁的王志贤先生，1966年时担任驻军某连排长。当时全连有约60人驻扎在现南山公园内的“四明公所”内。在王志贤先生的记忆中，该建筑体量很大。建筑坐北朝南，有东西两个大门，分东、西两院，南屋约有十几间。部队进驻不久，连长安排王志贤把大门上面的“四明公所”四个字用白灰涂掉，用红色油漆写上“为人民服务”。

1987年，市政府拟拆除南山公园里的“四明公所”（今台商会馆位置），筹建老年大学。时任烟台第一职业中专学校政教处主任的王寿松，被借调到老年大学负责筹建新校舍。现年87岁的王寿松先生回忆说，在南山公园西北角，有一排平房（南面建筑已拆除），当地人都称其为“寄骨寺”。1988年，老年大学建成时，这座“四明公所”消失了。

1924年12月，在谢仁赓的倡导下，“宁波旅烟同乡会”成立。同乡会立有章程，初为会长制，1929年改为委员制，会费来自会员缴纳的会费及捐款。同乡会设委员长一名，执行、监察委员数名，会务由执、监委员合议处理，后又改为会长制。会内设图书室、养病室各一所，经费皆由会员劝募而来。

1935年，旅烟宁波同乡会会员已达250名之多。同乡会会长为合顺恒记号的经理陈星渔。

宁波同乡会的旧址在礼贤街9号。建筑坐北朝南，临街倒座为九间平房，大门开在中间。一进四合院格局，北屋与东西厢房为二层楼。院落占地面积为418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为530平方米，建于1920年前后。

1940年春，宁波同乡会对其会馆建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11月3日工程完成。解放后，礼贤街9号被分配给烟台市邮电局安置家属，上世纪90年代实行房改后，房子分给了个人。几十年来，住户对房子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建筑原貌遭到严重损坏。2022年，有关单位对该建筑进行了修缮。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宁波旅烟同乡会逐渐失去了作用，但是，宁波商帮大部分后人仍然在烟台工作、生活，他们已经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

宁波商帮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敬贾崇商的意识。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浙江余姚人）提出：“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同样可以成为圣贤，受到社会的尊重。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余姚人）认为，工匠制作器物，商贾流通货物，同农业一样“盖皆本也”。前人的观点，对宁波一带“敬贾崇商”风尚习俗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激励作用。

敢为冒险的胆识。南宋开庆元年（1259）时，宁波沿海有近八千艘各种航海帆船，用来海上贩运。茫茫大海之中，未来不可预知，但是他们仍然冒着漂流覆舟的危险，扬帆启航。这种冒险的胆识，是宁波人在几百年的经商过程中锤炼出来的。烟台人做事谨小慎微、万事求稳，信奉的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老婆孩子热炕头，守着一亩三分地”；宁波人信奉的则是“富贵险中求”。宁波帮巨商刘鸿生有句名言：“做大事，一定要敢于冒大险。”敢于冒险，是宁波商人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

团结互助的精神。早年来烟台经商的宁波人，结成乡谊组织，一人有事，相互扶持，体现出宁波人团结互助、共御风险的精神。近代宁波商帮能如此活跃，团结互助是很重要的原因。

宁波商人的上述特点，给当时观念保守、重士轻商、安于现状的烟台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在南北观念的相互碰撞中，烟台商人也逐渐改变了认识。

上世纪20年代，烟台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本地商人的素质提升。我们看到，1910年之前，在烟台商会中担任商董前十名的，九名都是外地商人；至1923年，烟台商会前十名会董中，烟台（福山）籍商人占了八名。同时，也出现了刘兆嵩、吴敬之、孙曰温、澹台玉田、林秋圃、金谦受、杜荫潭、张润暄等本地商界翘楚。这种此消彼长的现象，除了一些客观因素外，本地商人虚心学习、取长补短，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纵观百年历史，宁波商帮在烟台创业经商、自我发展的同时，也为烟台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是近代烟台工商界一支重要的力量。（冷永超 郝有林）

（后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宁波大学孙善根教授、上海大学李瑊教授、中国港口博物馆陈一鸣先生、山东大学王建波教授、鲁东大学李军教授、烟台工商学院魏春洋教授以及王伦堂、宋世民、王寿松、王志贤、李卫国、蔡进、杨潜、刘树伟、滕长富、曲德顺、吴风冠、成建华、梁茂德、初征军、李广坚、周美康、金渭源、于盛强等各位老师的帮助，在此一并感谢。由于水平所限，难免在文章中出现错误，诚盼识者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