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的大马路，我们的庆安里烟台街烟海e家

　　大马路上的光景

　　1860年，烟台有了一条与海岸线平行、宽阔平坦的马路，又因是当时路中老大，被称为大马路。1910年改名东马路，但人们积习难改，仍称东大马路。1938年，恢复大马路路名，南侧与大马路平行的威海卫路、大威海街，则被依次命名为二马路、三马路。

　　大马路始长660米，1912年后延伸至1308米，初为土路，1926年路面硬化。

　　大马路不但是老烟台最“大”的路，也是相当繁华的路，人称工艺品一条街，因为这里是老烟台花边、发网等手工艺品生产经营出口的基地。

曾经在大马路上有很多老房子。资料图

　　大马路的东端为海军学堂（现为烟台海军航空大学），西端为张裕公司（现为张裕博物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花边、发网等手工艺传入烟台，产品大量出口。鼎盛时期，烟台从事花边、发网生产经营的洋行、商号、工厂多达130余家，仅大马路就集中了30余家。1929年，在军阀刘珍年部队的中共地下党员彭雪枫，在大马路华成和发网庄，组织发动了著名的烟台发网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罢工胜利。

　　除此之外，大马路上还有专制俄式面包的万国面包房，专营听装糕点的联合食品店等各类公司、作坊、商店。

　　大马路还集中了许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宗教等机构，这里也是民族工商业主和外国侨民的聚居地。如，春晓画社、崇正中学、卫灵女中、卫灵女中附小、英文日报社（仁德洋行主办）、晨星报社（路透社驻烟记者马茂兰夫人主办）、福民医院、忠德医院、芝罘医院、基督教浸信会教堂（又称豪尔迈斯纪念堂）等，不胜枚举。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家搬至大马路庆安里时，大马路依然十分繁华。

　　最令我难以忘记的是，有一次，妈妈奖励我做事勤劳，给了我5分钱，让我到万国面包房，买了一个大面包。我第一次尝到外国风味的食品，松软绵甜，却不经吃、不耐饥，没咬上几口就全都下肚了。

　　在大马路路南商家的身后，有一座玻璃厂。我第一次透过挂满灰尘的铁丝网窗口，见到神奇的生产玻璃瓶子的过程：只见工人们拿一根铁管伸进炉火熊熊的玻璃窑中，取一块软如稀泥、发红的料子，而后对着铁管的另一端用嘴猛吹。另一个工人双手各拿一块模具，猛地夹住铁管另一端刚出炉的料子，伴着一股青烟，刚出窑的火红料子眨眼间就变成了一个酒瓶子。如此周而复始，货台上便摞起一个瓶子垛，比变戏法还精彩，看得我入迷。

　　大马路旁，十字街头马达轰鸣，几家织布印染厂内，雾气腾腾，飞梭走线，工人忙碌极了，有人在织布，有人在烧火，有人从染缸中取布晾晒。一块块冒着热气的布料挂满路边的铁丝，五颜六色的布匹伴海风飘扬。整个街巷，都散发着染坊缸的刺鼻气味。

　　拔丝制钉厂将庆安里与十字街相连相通，车间里，传送皮带连接着无数钢铁轮轴，伴随着机床有节奏的巨响，钉子接二连三地“蹦”出来。不一会儿，一箱闪着寒光的钉子便被抬出了车间。

　　庆安里的家

　　我们全家由蓬莱迁至烟台后，先是住在离海港东口20余米的德胜街上。那是一家商铺仓库的门房，只能勉强栖身。1949年秋刮台风，暴风骤雨中，炕洞进水，屋顶漏雨，顶棚塌陷。情急之下，妈妈将我弟弟放在锅台上，撑起雨伞，总算躲过一劫。自此，妈妈动了搬家的心。

　　妈妈有个三叔住在大马路庆安里，我们去串门时，发现这是个居往的好地方。上世纪50年代初，我家搬至庆安里24号，我在此住了近30年，我妈妈直至庆安里拆迁，才搬出此地。

　　以大马路为出口的街巷很多，自东向西依次为：虹口路、坤山路、德成巷、十字街、悦来里、平安里、春德胡同等。这些街巷中的民居与工厂，大都是中西合璧风格，大多用的是刻有卐字符的方形灰瓦。

　　庆安里主干道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混凝土马路，两旁皆有排水阳沟，直通海边，不见一丝泥土，这是当时烟台市居民区内少见的。

　　与主干道交会的，是大约10个死胡同，其中，由南向北的前五个胡同最为正规。胡同内又有一条混疑土路通向各户门前，混凝土路两旁是泥土，可种花草树木。我家门前有一棵树，春季开黄花，果实元宝形，果仁可吃还挺香，俗称“元宝树”。

　　庆安里居民人人皆知的，便是阎家大院，即第一个胡同第一个门。院内可容百余人开会，烟台解放以后，这里就一直是庆安里居民的主会场。

　　院内还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每年入秋一嘟噜一串的红柿挂满树梢。院内还住着许多江南迁来的居民，每月可凭粮本到粮站买特供的大米。我十分眼馋那白花花的大米饭。

　　第二个胡同5个门栋皆为二层石基木楼，基石上镌刻着“1934”的字样，应为1934年建成。

　　胡同内前三个门栋租给居民，我姑姑结婚时就曾租赁过这里的房子。胡同内另外两个门楼皆为驻军，房主为张福远老爷爷。这人很慈祥，说话笑眯眯的，他儿子是香港富豪，记得那年他回烟探亲，侨办的轿车把他直送至胡同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轿车，外壳光亮得苍蝇落上去也会打滑溜跐。轿车旁一下子围了一大圈孩子，可真是开了眼界。

　　1956年秋，张爷爷的老伴去世了。不久，邻居为其提亲，来年他成亲时众人祝贺，我获喜糖两块，都是香港产的。这是我第一次吃香港糖果，心情有些奇特，滋味却没啥两样。糖纸让我夹在一本旧书中作为收藏，“打弹(dàn)儿”（弹玻璃球）论输赢时，一张顶两张。

　　里弄长长，不及家族旧事长

　　我家住庆安里24号，即内里第三个胡同第三个门。住长了，胡同里的住户自然彼此都很熟悉。

　　第一个门内北屋家，住着我妈的三叔，我称他为三姥爷。提到三姥爷，就不得不说到蓬莱老家的家族旧事。此事说来话长。

　　晚清年间，在蓬莱城里现在邮电局对面，建起了一座有20余间瓦房的于氏大院。新中国成立后，这片宅院的地址定为“蓬莱钟楼南街杆草市43号”，公社化后属长裕大队。

　　于氏大院内，由南向北共有5栋房子，每栋4间。南屋为供奉祖先兼接待来客的地方，然后依次三栋为老大、老二、老三与妻小的住处，第五栋为厨房。每栋房之间有一小院，南屋与老大住处间的小院内配有东、西两厢房，屋内有地窖，院内种有杏树与紫藤。

　　于氏大院内的老大，即妈妈的父亲、我姥爷，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我妈妈在女儿中排行老二。姥爷英年早逝，不久儿子又患病而亡，姥姥只能拉扯着3个女儿艰难度日。两个女儿相继出嫁之后，姥姥与小女居此。我小姨读过私塾，后到一所小学当先生，娘儿俩总算有了微薄的收入，“土改”时划为贫农。

　　于氏老二，即我妈的二叔、我称二姥爷，婚后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新中国成立前靠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是货真价实的贫农。他的大儿子娶了地主的女儿，女方嫁妆丰厚，家境顿时好起来。二姥爷的孙子是大队的拖拉机手，一天，他去竹篮厂拉粪，与厂里的女会计一见钟情。女方的父母留有一笔遗产，1975年他们结婚时，我回家乡贺喜，只见他家中的摆设应有尽有：收音机、缝纫机、大柜、小柜、橱柜、写字台……连我这个在城里工作数年的哥哥见了都眼红。

　　再说家住庆安里22号的三姥爷。他有两儿两女，年轻时闯烟台街做买卖，与人家合伙开了一家绸缎庄，不能说发了大财，日子也是红红火火。那年他衣锦还乡，在画河市场购物，花生油一买就是一油篓，那些手提油瓶一次仅买几两油的乡亲不禁连连惊叹。

　　新中国成立后，绸缎庄歇业，三姥爷靠吃老本，也靠子女养活。他大儿媳妇生小孩，他只许找接生婆，不让进医院，固执得很。结果连续两个孩子都夭折了。待第三个孩子出生前，他大儿媳妇找到我妈，恳请我妈向三叔——她公爹求情，说“用不着花咱的钱，她有私房钱，不够，娘家还会从天津寄来”。三叔丝毫不给侄女面子：“咱祖祖辈辈生孩子都找接生婆，还断根了吗？”闹得我妈进退两难。结果，孩子不幸又夭折了。直到三姥爷死后，他大儿媳妇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孩子。

　　南屋北屋几多欢乐几多愁

　　住在庆安里22号、与我三姥爷为邻的，是一位白发长须的老人。他姓何，一生无儿无女，却一度有两个妻子，现今靠当年的积蓄为生，足见其昔日家底之厚。这一家人为人和气，很少外出，与四邻相安无事。

　　住在庆安里23号北屋的也姓于，当家人为烟台新华铁工厂的老板。他一表人才，经营有方，又很健谈，很受工人尊重。公私合营之后，他成为私方代表，依然任劳任怨，和气待人。他有一个女儿4个儿子，可叹由于近亲结婚，漂亮女儿时而疯癫。令人惋惜的是他那比我小一岁的儿子，又娶了他舅妈的女儿，生下两个女儿，虽一时未见异常，却也令人替他担心。

　　此院南屋家姓常，夫妻两人生有两女三男。男主人瘦削高个儿，少言寡语，为烟台三中生物教师。夏日，他常穿上白大褂，手持纱网，在胡同内的墙壁上捉蜥蜴，作为教学标本。女主人身宽体胖、口若悬河、乐于助人，常常手持一把剃头推子走门串户，为儿童与老人理发。

　　常家有个戏匣子（电子管收音机），每当播送《西游记》时，我便常常趴在窗外听。有时趁大人与哥姐不在，我就会去找同龄的常家老二，进屋坐下，听得如痴如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