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2年11月的一天上午，市城建局宣传组打电话给砖瓦厂，让我下周一到局里参加通讯员学习班。听到这消息，仿佛是拨开乌云见晴天，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阳光起来，看天天高，看海海阔。被飘飘扬扬的大雪覆盖的大街小巷，在我的眼中成了一个冰雕玉琢的童话世界。

　　我心花怒放。呵呵，年轻人呀，再也不要抱怨生活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生活对所有努力奋斗、勤劳勇敢的人提供的机会都是均等的。看看，你刚刚写了一篇远未达到发表水平的小说，党和人民就开始关心你、培养你了嘛。

　　隔日早晨，当我踩着厚厚的白雪，到城建局宣传组报到时，我第一次感到：冬天的太阳照耀到人的身上，居然也这么温暖！

　　我们这一期通讯员学习班开学时，城建局和基建局正忙着分家；几天之后，第一个帮我看小说的老杨同志就分到基建局去了。我们4名学员坐在办公室里，学习了一个星期的通讯报道材料，然后分头到城建系统的下属单位实习。局宣传组组长邱显琪老师亲自带我去三轮车社采访，要求我写一篇人物通讯。

　　三轮车社党支部向我们推荐了一位刚入党的老工人王义臣。我采访一个星期之后，又历时半个月，八易其稿，写了一篇3000余字的人物通讯。通过邱老师的“审查”之后，我才知道：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是改出来的。

　　通讯中写到王义臣做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农村老太太到烟台探亲，下了火车之后却忘记了详细地址，只记得她的亲戚住在“三什么街”。是三马路？是三道街？是三明巷？王义臣拉着老太太跑了好多路，最后终于帮老太太找到了亲人。

　　这篇通讯在烟台广播站的喇叭里广播了，王义臣的形象也自此进入了我心中的人物形象库。

　　二

　　进入腊月之后的一天早晨，局宣传组里忽然来了十几个英俊小伙儿和漂亮姑娘。办公室里变得拥挤、喧闹起来。原来，局党委指定由邱老师挂帅，成立局业余宣传队，排练节目，迎接一年一度的全市职工业余文艺汇演。来的这些年轻人，都是从各下属单位调上来的文艺骨干，有的会唱歌、跳舞，有的会演奏乐器。

　　局宣传队的任务是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排出2个小时的节目，春节时向全系统的4000名职工汇报演出。特别要求，一定要有自己创作的节目，以便春节以后参加全市的文艺汇演。

　　邱老师朝我说：“你会写小说，可以给宣传队写个节目嘛。”

　　会写小说？不敢当！但给宣传队写节目的机会不能错过。

　　“写个什么体裁呢？”我问。

　　来自三轮车社的美女李蓓说：“你写个山东琴书吧。”她简单地向我讲了一下山东琴书的演唱形式。

　　“好呀，我试试看！”我说。

　　体裁有了，写什么内容呢？已经搞了多日的通讯报道，我注意到，由于社会风气在一些方面出现滑坡，报纸上开始重提“学雷锋”。我想到了刚刚写过的三轮车工人王义臣。于是就以他为模特，展开想象的翅膀，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6月的夜晚，电闪雷鸣、山雨欲来。三轮车工人王炳刚接完最后一班客轮之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走时，却发现一位老大娘，领着一个叫小强的小男孩儿，在前面的十字路口彷徨。王炳刚上前一问，原来老大娘是领着外甥来闺女家。但她只记得闺女家住在“三什么巷”……

　　王炳刚把老大娘和小强扶上三轮车，冒着大雨，一条巷子一条巷子地寻找。傍亮天时，雨已经小了，王炳刚跳下车来，拖着三轮车吃力地爬一条大塂。一位妇女见此情景，就在后面帮着推车。三轮车上去大塂之后，王炳刚回头表示感谢，那位妇女却说：“你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俺帮你推一把是应该的！”老大娘在车棚里听着声音耳熟，探出头来一看，原来帮着推车的竟然是自己的女儿李玉芳。

　　李玉芳在车站、码头遍寻自己的母亲、儿子不见，心里正没有着落呢，没想到母女、母子在这样一种情势下相会了。她热泪盈眶地叫道：“娘！”已在车里睡得迷迷糊糊的小强，这时也跳下来，哭着扑向李玉芳：“妈妈！”众人合道：“这都是毛主席领导得好，社会主义处处有亲人哪！”

　　有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琴书的名字也跃然纸上——《雨夜送亲人》。

　　三

　　我把山东琴书的稿子先递给李蓓，她看了笑了，笑得很灿烂，说：“行！”

　　稿子交给乐队的于宝华之后，他没提任何意见，很快就谱出了曲子。

　　有一天早晨上班之后，我隐隐听着局机关的小礼堂里传出了山东琴书悠扬的曲调；我走近一听，唱的可不就是我的《雨夜送亲人》：

　　说的是六月夜晚雷声响，

　　风吹雨打树摇晃……

　　我成功了！

　　宣传队的几个老演员，希望我能再接再厉，给他们写一个小吕剧。于是，在春节回老家探亲的日子里，我舍弃了与父母在一起拉呱的天伦之乐，又点灯熬油地创作了小吕剧《保麦田》。

　　遗憾的是，因时间紧，小吕剧《保麦田》最终没有排演。

　　小吕剧《保麦田》是根据我的另一篇通讯稿《逢事讲路线》创作的，发表在1973年11月13日的《烟台日报》上，约稿人及责任编辑为吴好之同志。我至今还珍藏着这篇通讯的剪报。

　　临近正月十五，市文艺汇演终于在市府礼堂拉开了帷幕。舞台上方挂着长长的横幅：烟台市1973年春节职工业余文艺汇演。

　　当时，每个系统要派出一个代表观看每天的汇报演出，参加每晚演出后的讨论会并发表意见，其作用相当于现在的“评委”。城建系统的代表是我。于是，我又当了一把市文艺汇演的“评委”。

　　山东琴书《雨夜送亲人》汇报演出时，我坐在池中的第二排。以坠琴为主旋律的音乐响起来了，4位漂亮的女演员手打竹板唱了起来：

　　祖国山河浴阳光，

　　城乡一片新气象。

　　雷锋精神处处现，

　　唱不尽的新风尚。

　　……

　　听着听着，我的身上唰地出汗了，是激动，是高兴！当演到李玉芳叫“娘”，小强叫“妈妈”的时候，观众还鼓起掌来。节目结束时，观众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时我心里的那个高兴劲儿，是没法用文字来描绘的。

　　第二天看演出时，我的前面坐着市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的于惠舟老师，他的左边坐着港务局的代表。那时，于惠舟还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是《雨夜送亲人》的作者。

　　那位港务局的代表热情地和于惠舟打招呼：“于老师，昨天的节目是不是不怎么样？”

　　于惠舟说：“那个山东琴书还不错！”

　　一听他这样评价琴书的演出，我的心里更高兴了。从小就听于惠舟说快板，在我的心目中，他是烟台文艺界的权威。

　　历时一个星期的春节文艺汇演结束了。作为优秀节目山东琴书《雨夜送亲人》的文字作者，我得到了一份奖品：一个红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

　　四

　　1973年3月20日，烟台地区文化馆推出新一期的《演唱材料》，上面有山东琴书《雨夜送亲人》。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

　　1974年8月，上海戏剧学院来烟台招生，市文化局向他们推荐了我。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在市委招待所见到了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的何纪华老师。何老师看上去40多岁的样子，戴一副黑边眼镜，脸色显得有些严肃。

　　何老师把我让进他的房间，和我交谈了2个多小时，很像今天的“面试”。

　　我注意到，何老师身边的茶几上，放着我的一小摞习作，有短篇小说《血染白杨》、小吕剧《保麦田》等。何老师的手中，则拿着从地区文化馆的《演唱材料》上剪下来的山东琴书《雨夜送亲人》。他就读书、看戏、创作等方面向我提出一个个问题，我对答如流，口若悬河。

　　何老师看一眼手中的山东琴书《雨夜送亲人》，话锋一转，问：“你是怎么想起写这样一个作品的？”我于是向何老师讲起采访三轮车工人王义臣的事情，并说有些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在讲述从生活到艺术的过程时，我认为我应该让招生老师知道我还会“虚构”。何老师听到这里笑了，说：“噢，这些都是你虚构的？”

　　我也笑了！两年之前学习任文欣的文章：《文艺创作不要受真人真事的限制》，让我明白了真实是创作的大敌，创作要展开想象的翅膀。

　　谈话临结束时，何老师笑吟吟地说：“你给父母拍个电报吧，告诉他们：你要上大学了！”

　　啊，我通过面试了！

　　五

　　1973年9月，我乘上南下的列车，越过绵延起伏的高山、五彩斑斓的原野，跨过滚滚奔流的万里长江，于当月16日早晨到上海戏剧学院报到。12月，在学校的组织下，我们从上海步行70余公里，到金山县八二大队开门办学。没有雪，天干冷干冷的，流经村子的82条小河，吟唱的全是冬天的歌。

　　有一天早晨，我忽然收到了一本刚创刊的《港城文艺》，由“烟台市革委政治部文化组”主办，是主编郝鉴寄给我的。

　　打开目录一看，我的山东琴书《雨夜送亲人》也忝列其中。手捧着来自家乡的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港城文艺》，我仿佛捧着一团燃烧的火。

　　哟嗬，一曲山东琴书，唱起来还没完了呢！

　　六

　　在写作本文期间，一个早晨，我起床后顾不得洗脸吃饭，趿拉着拖鞋就往阁楼上爬。

　　妻子纳闷：“大清早你跑到阁楼上找什么？”

　　这些年来，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稚嫩的、歪歪斜斜的脚印，山东琴书《雨夜送亲人》是其中较早的一个。它像一棵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小草，很柔弱，也很让人疼。

　　阁楼的角落里放着一只木箱，里面是我从上海带回来的一些笔记本和旧杂志。在一大摞《朝霞》杂志的下面，我找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那本《演唱材料》和《港城文艺》，以及那个大红塑料封面的笔记本，仿佛见到了自己童年时的摇篮。我久久地抚摩着、端详着它们，我打开《港城文艺》的目录一看，居然有这么多熟悉的名字：张相林、鹿说之、高韦宾、于大卫、宋世民、哈本厚、张天民、尹其超、孙国林、郝鉴、陈锡源、朱积年、孙忠安……他们中有的人已经作古，有的至今笔耕不辍。也许，对文学的执着追求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原动力。

　　太阳出来了，我坐在沙发上，全身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心里犹如“奔腾的黄浦江”，又恰似“大江东去浪千叠”。

　　我们曾经经历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六亿神州尽舜尧”（引自1958年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的时代，这正是：

　　琴书一曲唱新篇，

　　春风化雨润心田。

　　七亿神州学雷锋，

　　能不让人忆当年！   （焦辰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