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人们的文化生活还是很单调枯燥的。在老家蓬莱，没有电视，没有音乐，书籍也很少，偶尔能看上场电影，就算是极大的享受了。

　　最好的电影是军队大院里放的。

　　那时，蓬莱的驻军很多，有几个军队大院，什么后勤大院、船运大队，老蓬莱人都熟悉得不得了。

　　其中，后勤大院是当地驻军的后勤部。军民鱼水情深，后勤的官兵与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非常融洽。后勤大院的子弟也和我们在一个学校上学，一起玩耍，一起劳动。我的老家，就在后勤大院南对面的武霖村。

　　后勤大院经常放电影，夏秋天，就在小广场上放。天一擦黑，武霖村和邻近的老百姓就三三两两拿着板凳来占地方。

　　来晚的，可以看反面，只是银幕上的影像都是反的，但一点儿也不影响效果。

　　后来有一次，忘了是在哪个大院广场上放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电影很悲情，结果，发生了比那电影更悲的踩踏事件，真的踩死人了。从此就不在广场上放电影了，改在礼堂里面放，可要进礼堂看电影，必须有票。

　　我有两位同班同学，一男一女，男的叫侯波，女的叫董萍，都是后勤大院的子弟。他俩最热心为同学搞电影票。

　　侯波——我们叫他老侯，性格风趣幽默，多才多艺。他的电影票来源，主要是小车班。他和那十几个战士关系特别好，没事儿就跑到小车班去看人家修车，又教那些战士拉二胡、吹竹笛、画画。一有好电影，小车班班长就会把几位不去的战士的票收集起来，给老侯准备好。

　　董萍的电影票也是源源不断，但来源不同，她的电影票主要来自卫生所的女战士。平时，董萍经常去跟姐姐们说说姑娘话儿，要么带去本小说，要么拿本《外国民歌200首》，教她们唱几首歌。对啦，最拿手的，是教她们用钩针钩那种带小花的线领子。那线领子既能保护衣领，拆洗也方便，还美观。

　　姐姐妹妹地关系搞热络了，于是，那些晚上值班的卫生员就把富余的票给了董萍。

　　“君子有票，取之有道啊。”我们都惊奇。但他俩都说：“希望人家帮助咱，咱得先帮助人家嘛！”

　　我从小就特别爱看电影。特别是后勤大院礼堂放的电影，想方设法也要看。没有票，或侯、董二位实在安排不开了，怎么办？

　　想进入后勤大院大礼堂看电影，要过两道关：第一道是卫兵把守的大门。一有电影，卫兵基本拒绝放行任何访客。后勤大院东面有个小门儿，也早早关闭，防止闲杂人员进出。

　　有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下午4点来钟就进入大院，找一个同学家待着，一直耗到晚饭后的电影。但这不是长久之计，谁家里都有事儿，你在人家家干坐着不好。而且到了晚饭时分，人家一家人要吃饭了，你说你怎么办？不吃，人家不过意；吃呢，又不合适——那个时候在同学家吃饭是很大的一件事，回家一定要跟大人说的。

　　那么，别纠结了，自己解决：爬墙。

　　最容易爬墙进入大院的位置，在大院的南大门东部南墙。这个位置灯光昏暗，哨兵看不到，而且围墙外有位徐姓同学家，就住在那里。要翻墙进入大院，得先踩着他家的墙头，再爬过后勤的大围墙，慢慢下来就进入了大院。

　　进入大院，不能直奔大礼堂，那样容易被巡逻的战士发现，被遣送出来。所以，不能慌，先拍拍身上的土，到小卖部买个小东西，比如几块糖啊一块橡皮啊，先定定神，观察周围没有动静，再往前走——还是不能直奔大礼堂，要先到大礼堂外的厕所，管它真的假的，先上个厕所，再若无其事地去大礼堂入口。

　　这时候，电影多半已经开始放映，大门中有一扇是不锁的，因为要照顾抽空出来上厕所的人，所以，你尽可以推门而入，看电影去也！也有运气不佳的时候，赶上那门被锁了，那你就等着吧，没准儿等到电影结束，你也进不去！

　　侯波和董萍常常在门口焦急地等候，到了冬天，真挺辛苦的，但是一晚上仅用一张票就把四个同学都带进去了，很有成就感啊。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最火的那阵儿，三张电影票可以换一张“大金鹿”自行车票，非常值钱。

　　有一天电影票实在倒不开了，董萍就主动把票让出来，给了一位从乡下来的同学，“只有一张票，你进去吧。真的真的，我家里今晚还有事，今晚我还要缝好十条麻袋，明天一早交活儿。”真的，那时候后勤大院自己有个麻袋厂，大院的家属孩子都缝麻袋以贴补家用。

　　多年以后，侯波告诉我，那时候的电影他大都没有看到过开头儿，“全在外面忙着往礼堂里带人了。”

　　小小一张电影票，几多浓浓同学情。我忘不了，估计同学们也忘不了。（张心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