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参加高考，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我起的副标题是“工作辛辛苦苦，父爱沉沉甸甸”，这就是父亲从小给我的印象。

　　父亲苏立夫，学名胥勤，1910年出生，20岁考入张裕公司做练习生，从此与葡萄和葡萄酒结下终生之缘。

　　“文革”中，父亲受到冲击和迫害，1970年夏，他在车间劳动时突发心梗病逝，是年刚满60岁。他走得太突然，没有来得及留下只言片语，只留下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其实离世的前几天，他几次说胸口发闷，时有疼痛，当时对心脏病全然无知的母亲和我却没有在意，只是让他请假在家休息。父亲执意要上班，结果酿成悲剧。

　　尽管父亲只读完志孚中学（烟台一中前身）的初中，但凭着专注与勤奋，他成为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的行家里手。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曾长期深入葡萄园地，潜心搜寻采集实物标本，逐一筛选分类整理，并亲手彩绘了上百种不同品系的葡萄图谱，请人精装成厚厚的两大本。这两大本图谱，成为后期张裕公司葡萄选育栽培十分珍贵的标样资料。但十分可惜的是，“文革”抄家时不幸散失。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被选调至济南，参与山东葡萄试验站建站，六年之后，试验站建成并初具规模，他又重回张裕。其间，父亲多次出席国家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前身）主持召开的葡萄酒品鉴活动和会议，他的品鉴能力与水平得到公认，被誉为“没有专业学历的评酒专家”，父亲也迎来事业的高峰。

上世纪50年代末，笔者父亲（右）在张裕的评酒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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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恩父亲对家庭的担当，和对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的爱。我母亲没有工作，他以一己之力，支撑起六口之家。由于他的精打细算，生活并没觉得拮据。有一次，父亲花了市价一半的钱，买回来半麻袋因沉船被海水浸泡过的玉米，磨成面做熟后，又苦又涩，也没舍得扔，全家人足足吃了近两个月。

　　父亲平日上班，总是穿着褪色的中山装或工作服，提着饭盒，骑着半旧的大金鹿自行车。衬衣和袜子破了，补了再补。只有出差或外出开会，他才会拿出那套蓝色华达呢制服。

　　父亲自己很节俭，对孩子却从不吝啬，我和弟妹一年四季总是穿得有模有样。1961年我大学毕业，他省吃俭用，花了八十块钱给我买了件棕红色的皮茄克，对我说，毕业分配以后你就成了工程技术人员了，穿戴上总得像技术人员的样子。可我心里十分不安，深知这件茄克的分量。当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是八十块零五毛钱，买下这件茄克，这个月就只剩下五毛钱了。

　　那时，手表是贵重物件，戴手表也很时尚，我的三个弟弟妹妹参加工作时，父亲给每人都买了一块手表，说是提醒他们工作要守时敬业，而他自己，始终挂着那块己经老掉牙的“二大针”挂表。

　　父亲更为关心的是子女心灵的健康。他不断地告诫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做人要忠诚老实，做事要勤奋努力”，“要学有所悟，干有所长”，“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干好一行”。在父亲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下，我们四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终生坚守尽职尽责，直到平稳退休，虽然没能出类拔萃，但都无愧于人生。

　　父亲在世时，视我们为珍宝，曾动意按照家族同辈人范的“庆”字，分别给我们四人取名庆珊、庆瑚、庆珍和庆珠，虽然因故没有改成，但那毕竟是他的一番心愿。我们兄弟姐妹也有一个心愿：假如有来生，我们还要做他掌心的珍宝。(苏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