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城里，住进宽敞明亮的楼房已将近二十年了。然而，我心中始终留着一方天地，那便是我故乡的老屋。它就像身上的一块胎记，深深烙印在心底；时光的河流冲不淡对它的牵挂，反而让它如陈年老酒，岁月愈久，回味愈浓。

说起我家的老屋，实在是有些年岁了。我今年七十八，它比我的年纪还大。刚进城那会儿，有人劝我把老家的房子处理掉，免得牵挂两头。再说房子年代久了，万一哪天塌了，也是麻烦。听他们说得在理，老屋也确实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尤其是连绵雨天，总担心它会不会出问题。好在钥匙托付给了一个学生，他是瓦工，每次雨后都会替我查看，报个平安，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有点小毛病，他也顺手修了。他曾建议把小瓦换成大瓦，说那样更牢靠。可我这人倔，死活没同意。心里总觉得，这是父母留下的唯一遗产，能保持原样就多保持几年吧。真等到它撑不住的那天，再想办法也不迟，我绝不会让它轻易倒塌。

这份对老屋的感情，不知是与生俱来，还是岁月沉淀所致。总之，无论它多么破旧，我从未嫌弃过——因为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是我扎根的地方。每次回家，远远望见那鱼鳞般密布的小瓦和耸立的烟囱，亲切之情便油然而生。走进屋里，尽管久无人居，隐隐有股霉味，却莫名地让人觉得安稳。住在这里，有一种别处寻不到的温馨与踏实。这座老屋承载着一家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它绝不是一件过时的旧衣裳，说丢就丢。它是我心中屹立不倒的根。

老屋不仅是我成长的摇篮，也是父亲教育我们的课堂。父母从小对我们的教诲，至今刻骨铭心。他们最重视两方面：一是经济，二是作风。父亲常说：“钱是个好东西，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管到什么地步，良心不能丢。一味贪财，钱会咬死人。”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71年我高中毕业，担任生产队长兼现金会计。有一次邻居来借钱，家里一时凑不够，我说先从队里借点儿，父亲坚决不许，硬是让我跑去别家借来给他。至于生活作风，父亲更是严厉：“谁在这上面出问题，一辈子抬不起头。”他年轻时在公社工业部负责棒槌花边工艺，整天和妇女打交道。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从未有过半点不检点。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姊妹五人，从未在这两方面犯过错。

我也永远忘不了“文革”期间那段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岁月。父亲因解放前经过商，与地方上有钱有势的人有过交往，被关进“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但他为人清白，实在揪不出问题，最后只扣了顶“历史不清”的帽子。这顶不大不小的帽子，却为我追求理想的道路蒙上了一层阴影。我成绩虽好，也只能勉强当上一名民办教师。熬过严冬的羊羔，最珍惜阳光；走过崎岖山路的人，更懂得平坦的可贵。在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我兢兢业业，凭着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孩子的信念，以全心付出的精神努力耕耘，最终成为教师队伍里的优秀一员。1983年6月，我被评为烟台市首届优秀教师，第二年转为公办教师。就是在这座老屋里，我完成了人生的蜕变，迎来了事业的转机。

如今我离开了，老屋也变得冷清。屋里再无欢声笑语，只有一把铁锁终日为伴；院中少有人迹，野草肆意生长。但我心底始终回响着一个声音：老屋再老，我也不会抛弃你。你是我人生的起点，也是我精神的依托。只要你在，我的牵挂就在；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不会将你忘记——因为你，永远是我心中屹立的一座丰碑。

（柳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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