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个春秋，看似一条漫漫长路，却是弹指一挥间。当年海岛军中英姿勃发的新兵，一晃成了两鬓染霜、“奔八”路上的老翁。近二十载海岛军旅生涯，是我人生中最美的华章，朋友们都很难想象，现在喜欢舞文弄墨的我，当年还曾有一段“军中庖丁”的经历。

　　一

　　我1969年冬天入伍，在那个只有二点几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一待就是19个年头。一个懵懵懂懂的农家子弟走进海岛军营，经过艰苦环境的洗礼和革命熔炉的锤炼，很快就有了“兵的样子”：有理想追求和远大抱负，懂得“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干啥就干好啥”的铮铮誓言。

　　入伍后，我在团直（直属分队）警工排待了个把月，就被调入中灶，代理给养员（习惯称“上士”）工作近一年。那段时间，我掌管着中灶仓库钥匙、负责用中灶剩菜剩汤喂养两三头猪，管着机关干部家属肉蛋等副食品零售、食堂饭菜票买卖、粮秣账做账，兼顾机关开水房烧水，间或主动上伙房帮厨干些炊事员的活。此外，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写稿投稿，有段时间还参加团直机关排演《智取威虎山》片段，饰演老猎户李勇奇。我身兼多职，有些是本职工作，有些诸如喂猪、烧水、帮厨等则是我主动揽的活。尽管常常忙得不可开交，但我从无半句怨言。面对首长和机关干部不时向我投来的赞赏和信任的目光，我总有使不完的劲。

　　代理给养员不到半年，我便作为团直当年入伍新战士中唯一的先进典型，出席了要塞区（军）隆重举行的先进典型表彰大会。不久入了党，调任司令部管理股文书（兼）军械员。两年后回到中灶，正式任给养员。

　　五年多的战士经历，我几乎干遍了军中的“七大员”“八大员”。我的文学创作处女作，散文《团长的铺盖》也在这期间于《新华日报》“新潮”副刊发表。其中“军中庖丁”的经历，成了我后来作为“特别优秀”战士被破格提干的一个闪光点。

资料图 

　　二

　　我们驻守的小岛远离大陆，交通不便，一到风季，十天半月断航是家常便饭。生存环境特别艰苦，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匮乏，常年喝着苦苦咸咸的水，一年四季吃不上新鲜蔬菜，驻岛部队给养全靠陆地供应。冬季进猪肉，夏天高温，无冷藏设备，猪肉不好保存，只能进活猪，于是就带来了进猪和杀猪等一连串问题。

　　团直中灶（机关干部食堂）、中灶（团部直属分队食堂）两个伙房进猪，都是我和大灶给养员张庆云前往码头完成。码头分猪非常有趣，活猪装在运输艇舱里，每头猪身上分别带有号码，猪有多重均有记录。码头班长安排几个身板好的战士下舱，抓着哪只算哪只，码头班长说给谁就给谁。

　　码头班长皇甫志勇高大魁伟，声音洪亮。他喊到哪个连队，就由哪个连队的战士上去接猪。二三百斤重的猪嗷嗷叫着，拼命挣扎。往回运活猪也非易事。有些连队用地排车拉，有的则将猪的四条腿绑扎好往回抬。我们大灶和中灶搬运活猪，如果遇不到团直汽车班的便车，我和张庆云两个人只能翻山越岭，顺着码头至团直机关近三公里的砂石路，屁颠屁颠往回赶着猪走。猪好像晕船、懒得走，我们就用路边折的柳条抽。有时它们走偏了方向，我们就用柳条抽打它们回到正道。它们似乎也知道疼，害怕被抽打。最惊险的一次，两头猪仿佛商量好了似的，一齐冲下海滩，直接下了海。海水好凉快好舒服啊——猪们似乎也是这么想的，它们也喜欢这样的舒适度。

　　当时，我俩不知道猪会游泳，连鞋都没脱，就跟着下了海。猪好像也不敢往深海里游。那片海域是我们团生产队的海带养殖场，塑料浮球下方，是成片培育海带苗的棕绳。猪们不知道海带养殖区漂着的浮球是什么新式武器，也很害怕。当发现它们往回游时，我俩才松了口气。

　　三

　　进的活猪，总是要屠宰的。听说有的连队是请人杀，也有司务长和炊事班长操刀屠宰的。我们中灶开始屠宰活猪，也要请岛上供销社专职屠宰工师傅。他们虽然不收钱，但是要猪皮，喜欢什么猪下水（包括心、肝、肠、胃、肺等）就挑着拿些。当时，一张甲级猪皮能卖十元钱呢。

　　我们驻守的那座小岛属一类海岛，干部战士的伙食费每天补贴一角，基本伙食费每天四角五分，两项相加，每月伙食费标准就是十六元五角。机关干部就餐使用等价的饭菜票。哪天改善伙食，如吃猪肉水饺，开支肯定比平时多。那时，一两水饺有六个或七个，每人三四两水饺，成本就有两三元。一顿饺子餐就能花掉机关干部当月伙食费的一大块。为此，我们会在接下来几天里降低伙食标准加以平衡。

　　中灶每月最多安排吃一两顿鲜肉水饺，且均安排在吃两顿饭的星期天。假如某月伙食费明显超标，就会有机关干部向管理排长（中灶司务长）提意见。那时，机关干部工资大多在七八十元水平，几位享受十八九级待遇的团首长，每月也不过百十来元工资。二十三级的排职干部，基本工资五十二元，外加八元海岛补贴和三元伙补，也就六十三元。连排职机关干部每月开支的伙食费约占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且许多干部来自农村，随军家属大多没有工作。部队有个军人服务社，还有个只腌几缸咸菜疙瘩、做点豆腐的家属工厂（时称“红校”）。军人服务社和“红校”安排不了几个人。因此，机关干部这点工资，除了自己开销，还要养家糊口。

　　中灶食堂伙食成本核算，也是我的事。制定一周食谱时，我心疼那张猪皮和那些猪下水（相当于两个机关干部一个月的伙食费），便和炊事班长商量，自己杀猪。

　　这个主意，司务长赞同，并亲自操刀。

　　四

　　我能学会屠猪宰鸡，山东广饶籍的司务长李重庆是我尊敬的师傅。

　　司务长李重庆操刀杀猪轻松自如，当我手握那把杀猪刀时，却有些胆怯了。我操刀宰杀第一头猪就出了洋相。

　　那天，司务长坐镇，炊事班五六个战士在班长黄建新带领下全体上阵。一头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被大伙儿摁倒在木质杀猪架上，架子底下放了一个准备盛猪血的大盆。铝制的大盆里，预先放了一把食盐。

　　这头白白胖胖的大肥猪，被炊事班战友们摁住时，一点也不老实，估计它知道死期将至，心有不甘。猪嗷嗷地叫着，四条腿不停地做最后的挣扎。即便它是畜生，也有想活的欲望，有求生的本能。

　　这时，司务长忽然说了声：黄建新，还愣着干什么？

　　黄建新手握钢管往猪的脑袋上狠狠一击，刚刚还嗷嗷直叫、垂死挣扎的大肥猪，瞬间便昏死过去。这时，我毫不犹豫，举刀就刺……黄明达端起盛猪血的大盆。这时，正被放血的大肥猪，竟然一翻身就跑了，我们大惊失色。

　　司务长起初一愣，接着说了句：它跑不远的。想想也是，已被大放血的肥猪，还能跑多远？果然，它没跑几步，就跌倒趴下了。

　　虚惊一场。黄建新领着炊事班几个战士把这头肥猪抬到了杀猪架上，剩下的就是我的活了。在炊事班几个战士的配合下我开始解猪，但是每一刀下去都要小心翼翼，不然会划破猪皮，有窟窿的猪皮就不值钱了。最终，我首战告捷——猪皮上没发现半点瑕疵，去供销社售卖，获评甲级。一张甲级猪皮，就是中灶十元的净收入。对此，我充满了成就感。如果要给自己的屠宰工作打分，五分制的话，我估计能打个四点五分，算表现优秀。总之，我对自己的这一次担当的庖丁角色相当满意。我师傅、司务长李重庆赞许有加，一边小心翼翼地看我扒猪皮，一边鼓励我说：对，就这么干！

　　一回生，二回熟。杀猪那活儿逐渐难不倒我了。而对于杀鸡，我看“师傅”杀过一只，掌握了基本要领，认为那就是“小儿科”。是的，有了收拾过凶嗷嗷的大肥猪的经历，我也算是个在屠宰场见过风浪的人了。杀鸡相较于杀猪，仿佛是蹚屋檐下那一汪浅浅的阳沟水！

　　五

　　有一年，临近中秋和国庆，听说蓬莱的童子鸡很便宜，我便被安排乘船出岛，前往蓬莱采购。第二天清晨，我先去蓬莱画河市场摸了一下情况，一斤要价一元多。正巧遇见从岛里出来采购的同行，他说乡下的童子鸡比画河市场便宜，于是我租了辆自行车，后座拴了个装鸡的筐子，径直朝城南的南王公社而去。我走村串巷，吆喝着：“有童子鸡卖吗？”嗬，真有！两斤上下的童子鸡才一元钱，相当于五角钱一斤。老母鸡一元钱一斤，也比画河市场便宜。两天时间，我采购了八十多只童子鸡和二十来只老母鸡。回到岛上，除了中灶食堂过节用外，全部向机关随军家属出售，并通知：谁不会杀，我可以帮忙。

　　有人问我杀鸡要领。我告诉他们：一手拎起鸡的双翅，一手用刀背在鸡的背部猛然一击，鸡就一命呜呼了。宰杀后用开水烫一下，待清理完鸡毛，掏空内脏即成。

　　哈，让我这么一教，几乎就没有人请我帮忙了。那几天，机关中灶食堂和家属院的餐桌上都有鸡，俨然成了盛大喜庆的“百鸡宴”。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五十多年前的往事，早已成为一缕飘逝于漫漫岁月长河中的烟云。

　　我“破格”提干后在部队政工机关从事文字工作；转业后长期供职于某建设集团；执着坚守文学梦数十年，退休前夕跨进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大门……这些都与屠宰工作风马牛不相及，以至于朋友们一听说我曾是“军中庖丁”，都难以置信。

　　艰苦的边防小岛最能磨砺人、激励人、造就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军中庖丁”亦风流。

　　如今，年近八旬，我“兵”心依旧。遥远的千里之外，我曾驻守过的那座边防小岛，永远在我心中矗立。(陆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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