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烟台市芝罘区西大街的车水马龙中，天合巷36号的青砖灰瓦被淹没在玻璃幕墙的倒影里。作为曾经的烟台市羊毛衫总厂职工，每当我路过这个旧址，织机的嗡鸣与毛线的温热总会穿透时光，将我拉回到那段与企业共成长的岁月——那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碰撞的十五年，记录着一座工厂的兴衰史。

　　一

　　1968年，我16岁，在当时的烟台线带厂当学徒工，每日与棉线、梭子打交道。直到1980年春天，车间里的棉线才渐渐换成了蓬松的羊毛。师傅擦着汗说：“厂子要改产羊毛衫了，咱们得跟着时代转。”同年7月，在当时的烟台市纺织局统筹下，烟台线带厂正式转型为烟台市羊毛衫总厂。还记得搬迁那天，老厂房的棉纺设备陆续运走，取而代之的是下半年进厂的大批羊毛衫编织机，锃亮的金属机身在阳光里泛着光，像一群即将振翅的银鸽。

　　决策层的闯劲让人服气：7名技术骨干被派到羊毛衫二厂“蹲点学艺”，在织机旁记满了三大本笔记；9月，厂领导带着我们几个年轻职工北上北京、天津，第一次见到自动提花机时，我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部件，忽然意识到手里的毛线将织就不一样的未来。12月，厂里迎来首批技校毕业生，百余名年轻人涌进车间，让老厂区一下子热闹起来。

　　1981年，“鸽铃牌”商标注册那天，厂长举着印有白色鸽子的商标纸站在礼堂中央，激动地说：“以后咱们的毛衣要像鸽子一样飞出烟台，飞向全国！”作为首批转正的技工，我参与了首款圆领绞花毛衣的试制。记得质检科老王师傅对着阳光反复查看针脚，认真地说：“辽宁外贸部门的客商坐飞机来看货，咱的活儿得经得起放大镜检验。”当满载毛衣的卡车驶出厂门时，车间黑板报上“出口量”的数字日日更新，我也从维修工升任技术组组长。看着新建的厂房拔地而起，我第一次觉得，“铁饭碗”里盛的不是安稳，而是实实在在的希望。

“鸽铃牌”商标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工厂迎来了最耀眼的时光。1985年，20台从日本引进的电脑提花机落户新车间。蓝白相间的机身启动时，彩色毛线在滚筒上织出菱形格、千鸟纹，甚至能浮现出立体的鸽子轮廓。样品室的货架很快被上百种花色样衣填满，我跟着销售科跑东北、下上海，各地经销商捏着柔软的毛衣说：“烟台这‘鸽子’，毛最亮堂！”

　　二

　　1987年，厂区扩建，职工人数突破500人。食堂饭票总是不够用，夜班的织机声能传到三里外的居民区。我爱人在成料车间工作，全家都成了“鸽铃牌”的“活广告”：女儿穿的是次品布头改的小毛衣，我穿的是质检“试穿版”，连家里的沙发套都是用边角料织的方格布。那时的我们像被一张结实的网裹着——计划经济的供销体系让订单如雪片般飞来，没人想过这张网会有松动的一天。

　　1992年春，厂区围墙上突然刷满“拆迁”红漆。新厂址是南郊停产多年的针织袜厂，生锈的铁门一推就响，漏雨的厂房用塑料布勉强遮着，从市区坐班车过去要一个半小时。搬迁时，最让人揪心的是提花机，卡车运输时，精密部件被颠坏不少，技术组的工程师趴在地上修了三天三夜，手指被齿轮划破也顾不上休息。

　　新厂区的第一个冬天格外难熬。锅炉房供不上暖气，工人戴着棉手套操作，毛线在低温下僵硬打结，次品率飙升到了20%。更致命的是，市场变了：南方乡镇企业的化纤毛衣低价倾销，而我们的羊毛衫因成本高、交货慢，渐渐无人问津。1994年二次搬迁到毛纺厂时，工人的工资已发不全，曾经一起加班的技术骨干陆续揣着外企的聘用合同离开了。我看着老李在辞职信上按红手印，突然觉得，这架运转了十几年的“机器”，齿轮间的润滑油正一点点风干。

　　1995年9月，停产通知贴在公告栏的那一刻，车间里静得能听见毛线落地的窸窣声。我站在编号03的提花机前，抚摸着布满划痕的操作面板，当年用粉笔写的“每日保养”字迹已模糊，却像刻在骨子里的记忆。

　　职工分流那天，纺织局的卡车停在门口，有人抱着工牌哭：“厂子没了，咱这手艺算断在这儿了？”也有人抹一把泪说：“去外头闯闯，说不定能织出新花样。”我被安置到另一家纺织厂，但再也没碰过织机——市场经济的浪潮里，老技工的脚步总有些踉跄。

　　三

　　如今，路过天合巷，旧址上的商业综合体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玻璃幕墙上的蓝天白云，多像当年“鸽铃牌”商标上那只展翅的鸽子。偶遇老同事，聊起往事，有人遗憾搬迁时的被动，有人感叹市场如潮水般无情，但更多人会说：“那些在织机前流汗的日子，苦甜参半，却实实在在是咱烟台工业的一根线啊。”

　　烟台市羊毛衫总厂的故事，藏在每个老职工的皱纹里、记忆中。它见证了计划经济的温床如何培育出品牌的辉煌，也诉说着市场经济的浪潮如何冲刷旧有的根基。作为亲历者，我深知：时代的织机永不停歇，唯有那些既能抓住政策机遇的经纬，又能握紧市场航向的梭子的企业，才能在岁月的布匹上织就永不褪色的图案。而我们这些曾在机台前熬夜的人，终将成为城市工业记忆里最温暖的经纬——那些关于奋斗、变迁与成长的故事，永远在天合巷36号的风中轻轻回响。(佚名/口述 张凯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