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崖山横亘如屏，负海挟湾而立；刀鱼寨依崖环抱而筑，蟠虬如龙，恰拥一泓青碧翠湖，与凌霄蓬莱阁遥相呼应，可谓观海揽胜佳处，御敌守疆雄藩。

　　一

　　北宋鼎盛时，登州依户籍繁庶位列“上州”，居七等次之中游；按军事要冲擢为“防御”州，处五类分阶之腰膂。苏轼主政这里，所执“知登州军州事”之职，实为朝廷特遣要员，总揽军民要务：“宣教化以正民风，课农桑而劝耕织；掌赋税刑狱之权衡，司戍防兵甲之机枢。”

　　“弯弓曾射南山虎”（苏辙赞语）的东坡居士，履新登州即显儒将风范。“臂挽雕弓追狡兔，腰悬羽箭逐苍鹰”（《铁沟行赠乔太博》），依稀可闻其廿载前凤翔任上的铿锵弓鸣。“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熙宁八年词）更见其镇守京东、威慑契丹的壮怀激烈。

　　元丰八年（1085）十月，苏轼初抵“地近北虏，号为极边”的登州，即视海防为头等要务。舆图所示，此间本州乃大宋极东边陲，与契丹（辽朝国号）隔海相峙。辽朝（916-1125）铁骑虽踞北疆，然通过海路至登州不过一昼夜航程，蓬莱阁前碧波，实为中原最后一块海上安全屏障。

　　苏轼案前，泛黄的边防文牍翻卷有声：北宋以来，登州这里屯兵、习战、传烽、通急，早有基础。自澶渊之盟后，北宋与辽讲和之际，海疆边界并未划定——朝廷惯以砣矶岛为界，而北隍城、钦岛诸屿，犹似遗落之珠而孤悬海外。

　　史页的古版雕字，也在苏轼的灯盏下闪耀辉光：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登州常驻精兵五千；京师禁旅、南京锐卒、济郓骁骑，皆曾轮留戍守此间。更有水师晨昏演武，烽燧日夜传警，春起戍守砣矶，秋来巡弋沙门，百载陆岛防务坚如磐石，历历在目。

　　府衙堂议军务时，郭志高之名屡现同僚谈锋。此公乃庆历二年（1042）登州郡守，至庆历五年（1045）。他是宋仁宗时的郡守，在强化蓬莱军事防御功能上，立下过汗马功劳。三年任期之内，他以雷霆之势，铸就海防传奇——创建刀鱼寨水师。

　　彼时各州舟师云集蓬莱，旌旗蔽日，然而军制、体系纷繁复杂，号令、规定很难整齐划一。面对这样的情况，郭公以高超智慧和决断能力，通过上奏朝廷，创立澄海水军弩手两指挥，连同旧有的平海两指挥，都用来协同练习演训，终成北宋最强盛之水军。

　　庆历三年（1043），郭志高向朝廷再献良策：“置刀鱼巡检水兵三百戍沙门岛，盛夏屯鼍矶御寇，严冬泊南岸休整。”（《方舆纪要》）自此登州港化剑为犁，京东路得安枕无忧。辽人望洋怯寨，船舰困港守湾，铁骑终未敢越雷池一步。

　　然而国运多舛，苏轼也不得不掩卷长思：庆历二年恰是宋辽角力之时。辽国趁西夏犯边之机，陈兵幽燕，仁宗忍辱增币，十万白银十万绢，换得北疆暂安。想我华夏以文帛退豺狼，虽保境安民，但终非久计。抚今追昔，知州案前烛泪，竟与砚中墨痕同涔涔矣。

　　二

　　孟冬的朔风掠过登州城垣，恰似神祇挥动无形巨帚，将墙根的浮尘与枝头的枯叶一并卷上青冥。出府城西门，苏轼紧了紧墨绿官袍的束带，踏着鹿皮官靴向北而行。

　　所到之处，见官道两侧商铺寥落，昔日繁华的海渡码头亦沉寂如墟，唯有戍楼烽燧次第耸峙——这座曾舟楫辐辏的港城，正悄然褪去商旅霓裳，披挂上抵御外敌的铁甲戎装。

　　刀鱼寨辕门处，驻守水军都监疾趋相迎。苏轼颔首回礼，目光已如寒星般扫向海疆：“本官此来非为观潮赏景，实欲与诸君共筹御海长策。”

　　二人语毕拾阶登高，但见丹崖峭壁环抱中，一泓碧水接天连海，南北岸陆遥相呼应。那道控扼咽喉的水门铁闸，吞吐间将万里沧溟引入瓮城，当地谓之“小海”的港池里，数艘战船正如蛰龙静伏。

　　都监引指沙堤，向知州细述城寨营建之法：先以沙土筑基，再覆砖石为骨，循丹崖山势蜿蜒如带。苏轼凝望着那些形似刀鱼的战船，忽觉这“刀鱼寨”之名倒暗合兵法——狭长如刃，正宜劈波斩浪。

　　待问及战船性能，都监答曰：“此船轻捷若飞鱼，虽遇波涛犹可载五十锐卒，最宜巡弋海疆。”言罢振臂，远处操练的健儿稀疏列阵，喊杀声却惊不起岸边海鸥。

　　见此情景，苏轼眉头紧蹙，似有不悦。然则巡视愈深，刀鱼寨便愈原形毕露：船坞中朽木横陈，帆索糜烂；校场上士卒散漫，弓弩锈蚀。这阁前温池与崖后狂涛，犹如辽戎宋兵，在苏轼眼前叠化对比，高下立判。

　　都监面对知州，亦有惭色：“自平海军分戍三镇，澄海卫调防二州，如今所余不过老弱残兵。”

　　“岂有此理！”苏轼广袖当风，声震檐瓦：“澄海军本为戍海而设，岂能充作寻常差役？”不过他表示，配足将兵，修缮舰船，增加军费，当奏请朝廷，而强化训练，稳定军心，则为都监之职责，望务必抓好。

　　此时，他负手遥望惊涛拍岸，忽忆少年时“会挽雕弓如满月”的豪情，“少年带刀剑，但识从军乐”（苏轼《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二）也响彻耳边。

　　只见烟波浩渺间，仿佛见旌旗蔽空，艨艟列阵，官兵巡海，陆岛防御，自己俨然化身为横槊赋诗的水师统帅。

　　暮色渐合时，苏轼已暗下决断。归途马蹄声碎，他于心中勾勒奏章：当请复旧制、整武备、筑坚壁，更要在这蓬莱仙境铸就海上长城。朔风掠过官袍猎猎作响，却吹不散他眼中灼灼之光——那既是文人的济世情怀，亦是蛰伏廿载的将军之梦。

　　三

　　暮色渐沉，苏轼端坐登州府衙，案头烛火将《武经总要》《宋史·兵志》的边角映得泛黄。他合卷长叹，砚中墨迹在寂静中渐渐凝固——大宋水师积弊之深，远超想象。

　　细究水师百年沉浮，其症结有二：承平之世自废武功，战略短视贻患无穷。自庆历二年（1042）置登州澄海水军始，这支曾以“威远之下，克戎之上”（《长编》卷138）立威的劲旅，在枢密院元丰六年（1083）的奏议中，已沦为“沿江巡检司教习水战”的治安部队。

　　更堪忧者，熙宁七年（1074）枢密院拟设河阳水军，神宗却以“增招刀鱼战船兵”搪塞，致使水师建设始终困守登州一隅。（据《宋朝兵制初探》考）

　　这种战略短视在边防布局中暴露无遗。苏轼以朱笔圈出奏疏中关键句：“北虏之患，十倍西羌”。他深知辽国虽行汉制，然其楼船已具三层甲板：底舱桨手如蚁，中舱战马嘶鸣，顶舱重甲森然。

　　反观大宋水师，刀鱼船仅堪近海巡弋，纵有澄海弩手枕戈待旦，然海鳅大舰十不存一。更兼登州海禁严苛，商船绝迹竟成常态，水师遂成无源之水。

　　最令苏轼扼腕者，乃经济强盛与技术精良竟未转化为战力。刀鱼船战棹巡检船队年久失修，水卒月俸五百文尚不及厢军。

　　他在暗中痛陈：“以舟师自守，犹恐不足，况欲攻人？”这番自语，道破了海防虚设的危局——当渤海湾对岸的辽国战船桅杆林立时，大宋水师却连主动出击的胆魄都已消磨殆尽。

　　四

　　暮色初临丹崖山，苏轼广袖当风立于蓬莱阁顶。眼前，一弯碧波荡漾的水城，如展开的素绢，描摹着古城武备的倩影；身后，滔天波浪自刀鱼寨铁青的防波堤外迤逦铺展，越过沙门“凡五岛”，直抵天际线处若隐若现的辽东半岛。

　　北宋元丰八年（1085）初冬的寒露沾湿了他的幞头，却浇不灭胸中翻涌的沧溟气象——这座曾与泉州、扬州、明州并峙的北方巨港，此刻桅林稀疏，暮鼓声里竟透出几分萧瑟。

　　“郡人谓海舶初现时，不过天幕上几粒墨点。”他铺展着《蓬莱阁记》留墨沉吟。登阁所见凡五岛的峰脊，如今化作沙盘上密布的烽燧：砣矶岛、沙门岛、望夫礁……这些星罗棋布的哨所串联成海疆锁链，在狼烟烽火中传递着辽人船舰的动向，于暮鼓晨钟里报告着城郭山海的平安。

　　《鳆鱼行》的诗句忽在暮色中铮然作响：“君不闻蓬莱阁下鼍矶岛，八月边风备胡獠。”他忆起之前巡视刀鱼寨时，守军演示的“砣矶戍守法”：每年四月海雾初散，将士便驾船舰进驻孤岛；待八月北风骤起，方携满船霜鬓归来。

　　登州守军这般守望，年复一年，恪尽职守。苏轼虽在《登州谢两府启》里，化作“夕烽海峤”的幽境，演绎“鼓角清闲”的闲笔，殊不知只有他这个亲历者，方知个中险象，得晓其中铁血。

　　残阳将阁影投向奏章草稿，墨迹未干的《议水军状》在案几上铺展如战图。

　　这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文豪在蓬莱日短，却对登州防务忧心忡忡，笔锋却比刀鱼舰的龙骨更显峥嵘：“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此中十六字，尽戳登州防务的命门。

　　当他以翰林待制之身疾书“四指挥兵士不得外调”时，笔下流淌的不仅是墨汁，更是对“将骄兵惰”痼疾的雷霆之怒。

　　十二月的汴京风雪中，这份最终完稿于马背驿路的奏章终抵枢密院。尽管没有资料表明朝廷对此有明确回复，但其在登州及朝中的影响，却不可小觑。后世史家常诧异：一介文人知州，何以能精准预见百年后的外患呢？

　　人们怎能知道，当苏轼那袭青衫消失在蓬莱阁暮色时，他投下的不只是个人身影，更是一州之守维护国家领土海权的烙印。

　　君不见，由宋代刀鱼寨变成明清的水城，经过历代扩建、修缮的备倭墙上，至今还回荡着元丰年间那声穿越时空的警世钟鸣。（吴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