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对我来说，是特别的一年。

在这之前，我住在东莱兴的一座大杂院里。院子分前后两进，共二十余户，近百名居民。院内平日你来我往，人流不断，显得十分嘈杂。

那时的平房，使用面积一般都不大。我家住着三间西厢，每间仅8平方米。除去两铺大炕，根本剩不下多少空间，柜子及桌椅板凳没地儿放，只好摞在一起。那一带差不多是烟台最老的房子，房龄普遍七八十岁，最早的距今已有百余年。砖瓦多有破碎，有的地方甚至露出了房脊上的泥土，灰色瓦片的缝隙里长满杂草。由于年久失修，房子几乎都漏雨，每家的地上、床上、柜子上，都摆放着接雨的盆盆罐罐。冬天倒是不漏，但屋顶堆积的残雪，仍能轻而易举地穿过薄薄的瓦片，将阴冷潮湿的凛凛寒意，不动声色地传递给我们。家里的墙皮也几乎没有完整的，被水洇得直往下掉，颜色也变得花花搭搭。但这些不是最主要的，使我头痛的，是我家房子南墙外是个约三四平方米的夹道，而供全院人方便的旱厕就位于夹道内。如厕的人多，又无人收拾，整个夹道污秽不堪。由于我家与旱厕仅一墙之隔，屋里总充斥着一股臭烘烘的味道。特别在没风的天气里，味道更大。这种环境，极易让一个人产生负面情绪。别说大人的心情难以愉悦，就是年幼的正上幼儿园的女儿，也常常玩着玩着，突然无端哭闹起来，非让我们把她送到姥姥家。1986年，躲迁三年的我们，终于住上了烟台房改的第一批新楼。我幼时一直念叨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童谣，至此成为现实。

我喜欢看书的习惯从孩提时就养成了。特别是文学方面的书籍，只要拿到手里，我总要熬通宵看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了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等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古怪离奇，想象力丰富，尤其内中蕴含的那些浓烈的科幻色彩，体现了人类自古以来渴望上天入地、自由翱翔的梦想，深深地吸引了我。

在小说《神秘岛》中，凡尔纳在科学畅想框架内编织了一个复杂、曲折而又有趣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而惊悚刺激，展示出他浪漫主义色彩的一贯写法。特别是他提出的硫酸冶金的猜想，给了我极大启发。于是我脑洞大开地构思了一篇人们利用金属富集地区的植物，成功冶炼出黄金的科幻小说。小说名叫《金魔王》，寄给了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科幻杂志——四川《银河》杂志编辑部。一个月后，我就收到了这家杂志社的回信。信中首先肯定了植物冶金这一观点，同时又提出几点具体的修改意见。信是中国著名科幻作家、总编辑谭楷老师亲自写给我的。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86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为了免受打扰，蒙蒙细雨中，我携稿去了毓璜顶公园。春天的毓璜顶公园树木葳蕤，空无一人，十分寂静。我一边在小蓬莱黛青色的石阶上来回徘徊，一边思考，文章很快就润色好了，并在当年6月出版的《银河》杂志上刊登。8月份，我接到编辑部的通知：我的小说《金魔王》获得了中国首届银河奖乙等奖。这一年金秋时节，我与妻子应邀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为期三天的会议。后来，获奖作品被结集出版，书名就以我的小说《金魔王》命名。现在，随着《三体》等一批裴声国内外的科幻小说的获奖，银河奖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科幻界最有影响力的奖项之一。

1986年下半年，我完成了山东大学党政专业最后一门课程的考试，也完成了大学围墙外的一次艰难的跋涉，圆了自己这个老三届的大学梦。手捧山东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我不由感慨万分。自从1984年投入自学考试以来，不能说过五关斩六将，但我的确战胜了诸多的困难与挑战。如何保证学习时间，是我面临的首要问题。那时，人们的生活不富裕，社会化服务程度极低，很多东西不舍得花钱，都是动手自己干，导致家务活繁多。另外，由于是在职学习，工作压力很大，更缺乏大块可供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与空间。没办法，我只能从小处着眼，把早晨、午休和晚上的时间挪来做学习时间。一家人吃过晚饭，我便来到室外有灯的地方，像篮球场馆、影剧院门口等看书。或者干脆在家附近的某一盏昏黄的路灯下，一学就是半宿。那时我在渔业公司党委宣传部工作，除了负责对外宣传这一块，还兼任内部企业报的编辑部主任。由于渔船经常到南方渔场作业，宣传也要贴近生产一线随船而动，所以去南方采访办报是家常便饭。为了不影响学习，我让学友把老师的讲课大纲寄给我。还有一次，临近考试时，父亲生病住院，我只能把陪床的间隙甚至蹲马桶的时间都利用起来。

第二个困难，则来自自身年龄大、记忆力减退。这种事神仙也没办法，唯一的办法是下苦功夫，多看多学，死记硬背。从某种程度上说，记忆力差是学习之友，正因为如此，才会不停地学、反复地学。实际上每多学一遍，都会有新的理解；每多看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由此我体会到：弱点其实不全是坏东西，有时甚至会成为一个人变得更为强大的动力、潜力，能够引燃人的生命之火。

房子、小说、大专文凭，这就是我的1986，我颇为漂亮的人生三级跳。（潘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