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8级的大学生。和很多年龄比我大的同学一样，我参加过两次高考，第一次是信心百倍，第二次是憋屈又解气。

　　第一次参加高考时，我信心百倍，因为我的学习底子不仅在同龄人中是最好的——中学四年10个班级500多名同学中，我的总成绩一直第一，也因为我早知道快要恢复以文化考试为主的高考了。

　　我那时是昆嵛山深处一名下乡插队的知青，怎么会消息这样灵通？无他，我给著名的教育家、物理学家周培源写了一封信，而他老人家还回信了。就是在回信中，周老告诉我“可靠消息”：“高考今年可以恢复了，只要认真复习，就有可能结束你没有学习环境而苦闷的问题了。”

　　我为什么给周老写信？因为他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论基础学科教育的文章，我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写信让报社转交给他了。

　　我其实并没有认真复习。这不是我自负，实在是当时插队的牟平县莒格庄公社宫家沟大队就没有我可以看的书籍和资料，但这一点不妨碍我在牟平六中的乡村学校考场尽情发挥，而且考完落实了答案后，我倍增自信。

　　1977年高考，是成绩没出来前就要填报志愿的。因为高中最后一年受到了化学老师姜秀芳的好多鼓励，并担任了化学课代表，我在四个填报志愿的空格里，填写的都是化学类专业，最后一个志愿也是山东大学化学系。没想到，体检结果出来，我是红绿色盲！

　　这对我打击极大。要知道，我辅导过的一个知青小兄弟都考上了北京钢铁工业学院。

　　那年年底，大队推荐我招工回城时，我询问家人：可以不回烟台当工人么？当时，我被推荐到牟平县知青办写材料，管吃管住一个月补助30元，拿出9元回大队买工分，而我们那个大队效益很好，一个劳动日算1.08元！年底“煞账”，我这个整劳力算下来一个月可以收入59元多。

　　我说：“我听说当工人一个月才26元钱，而且当了工人，可能就不让参加高考了吧？”城里人都嘲笑我：“没读上大学倒是迂腐了！适龄工人一样可以参加高考。”

　　于是，我回到了烟台，在烟台橡胶厂做了一名炼胶工，每天和成堆的炭黑、原胶尤其是炼胶机打交道。工作有多苦？每天都要补助2角钱的“吸尘费”。

　　我开始抛弃理化，一心恶补史地。我要转科，参加文科考试，不上大学誓不罢休！

　　那些“三班倒”的日子里，我的老班长养成了习惯——找我要到处喊我名字，因为我完成炼胶任务并化验合格后，就不见了。

　　开始时老班长以为我不遵守纪律、不坚守岗位，后来发现我就躲藏在他眼皮底下的岗位上——在所有同班工友的配合下，我上面一把大扫帚、下面一把大扫帚，全身披挂肮脏的工作服，藏在更衣室角落里呼呼大睡。因为我把业余时间，全都用来复习史地知识了。

　　虽说适龄工人可以参加高考，但工厂是不支持我们参加高考的，因为我们这几个热心参加高考的年轻人都是厂里的工作或文体骨干，我是团总支宣传委员。

　　厂长和车间主任嘲笑说，天天这样学习有用么？你们这帮学生，上学时全是到处乱跑，不学文化，哪里有本事能考上大学？

　　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我们这些年轻人能不憋屈吗？直到参加高考的头一天，我还要上夜班。年轻人的精力旺盛，现在想想自己都佩服自己：我精神抖擞地参加了我的第二次高考。

　　在进入烟台十中的高考考场前，看到别人都在极为认真地翻阅资料背诵题目，我也翻开手头的政治复习资料，正好看到“阶级”的名词解释。

　　我不熟悉，就背诵背诵它吧！哪想到进入考场，拿到政治试卷，第一眼就看到“名词解释”题中赫然有两个大字：阶级。我觉得，那5分是老天爷鼓励我的锲而不舍的！

　　然而，考场上的自我感觉良好，很快就被盼望不到录取通知书的郁闷压抑住了。

　　直到一天下班后，我已经进入第一道浴池冲洗了——说明一下，我那个炼胶岗位是全厂最脏的工序，连下班洗澡都要首先到专用的小房间淋浴，冲洗掉全身的炭黑粉尘之后，才能进入大家公用的普通浴池去洗澡。

　　我还没进入公用浴池呢，炼胶车间的技术员满脸笑容，急匆匆地进来喊：“尹浩洋！烟台市（老芝罘区）教育局来电话让你去拿大学录取通知书！恭喜了，我们橡胶厂第一个大学生！”

　　大喜过望的我立即带着浑身浓郁的胶皮味道，骑自行车飞奔了7个公交站的距离，取回了盼望已久的录取通知书，然后自豪地去厂部办理了所有相关手续。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再没有去烟台橡胶厂上班。我离开了那个让我憋屈、又让我最终听到了最解气消息的地方。(尹浩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