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个这样的早晨: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一觉醒来,迎着从东方地平线上投来的新鲜而又带着温馨的曙光,蓦地感到自己的双脚仍然踏在故乡的土地上,有时飘然不知所往地在空中游荡,不知脚下是泥土还是沟壑、是天上还是地下。然而,印象最深的还是梦中的那座鼓楼……
一
这座鼓楼,是掖县(今莱州市)城的标志性建筑,横跨旧时府衙向南直去的通衢大街,高大巍峨,十分壮观。在我的家乡,只要走出村口向南望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座鼓楼,再往远处看,就是形如笔架状的云峰山了。

掖县古城,地处潍坊通往烟台的交通要道上,必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无论哪一方面的军队,只要占据了掖城,必先登上鼓楼,居高临下远眺数十里,并把这里当成军事指挥所。
1938年初,日寇的铁蹄踏上了掖县这片滚烫的热土,在掖城建立了伪政府。也就在一年,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成立,发动了玉皇顶起义,攻占掖城,把伪政府赶走,成立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府。第二年,根据当时抗日的需要,新的政府迁到乡下。于是,日寇伪军又卷土重来……这种“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斗争态势,使得古城、鼓楼战火不熄,长时间处在兵荒马乱中。这种“拉锯战”自然会波及掖城周边村庄,我村首当其冲。
在我的想象中,那些从城里来的兵们都是从鼓楼里走出来的。尽管日寇活动十分猖狂,但我村这个老解放区的人民没有停止过对敌人的顽强斗争。八路军已转移到离县城较远的乡村去了,但区里还在暗地指导我村做一些对抗日有益的事情。
我爹做的事从不对家里的人说。直到我能识字时,才从他的“记事簿”上读到一段话:“1938年的冬月,日寇侵占掖城。到了1939年2月,我和周家村的周元明暗中组织了职工会,周元明他任会长,我任组织(委员)。八个北流(村)、路个庄、东西郎子埠,凡是工人每人每月交纳会费,每月两次暗中召开会议……会费都是我往东乡山区去交,往返有很大危险……”
看了这段记载,我就向我爹询问当时的情况。我爹告诉我,当时八路军在抗战中有不少伤员,这些伤员要治伤就得有药,买药必须有钱,用粮草是换不来的。有一个时期,伤病员都在王门村的地下医院里养伤,当地村民可以供给他们吃的穿的,最缺的就是钱。
当时农民手中没有钱,对八路军有好感并想出资支援的人大都是那些有手艺的铁匠、木匠、瓦匠、银匠等。这些人就是我爹所说的“工人”,他们便是“职工会”的成员。根据成员们的收入情况,有多出多,有少出少,经常筹集一些资金,大家当场清点封好,由我爹送到王门村去。那里有个名叫王平的人专门接收各地的资助,使这个地下医院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日本鬼子对掖城周边村庄的“扫荡”使我村深受其害。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但对日寇和伪军来说,不管“窝边”不“窝边”,有草就吃,濒临县城的我村也就成了他们的必掠之地。日本鬼子三天两头、成群结队地来到我村抢粮、抢草、抢钱、抢猪羊、抢鸡鸭鹅……
被抢过一次后,村里人就想出一些办法:年轻女人逃到远离掖城的亲戚家,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埋到地下,家中牲畜鸡鸭之类也转移到别的村里,剩下的隔夜粮草和针头线脑之类也就只好任他们看着办了。抢来抢去,村里已经没有什么可抢了,但日伪还是不撂手。庄户人家最常用的东西也成了他们抢劫的目标。特别是跟在鬼子身后的那些“二鬼子”,他们狐假虎威、为虎作伥,看来不起眼的东西也照抢不误。直到今天,在我村依然流传着“二鬼子”随真鬼子下乡抢东西的种种故事。有个“二鬼子”下乡出发前,他的老婆嘱咐他:“咱家的驴捂眼不能用了,下去弄个回来!”驴捂眼,是毛驴拉磨时把驴眼蒙起来的专用器物。那时我就想:“二鬼子”们养得起毛驴,怎么就买不起“驴捂眼”,而偏偏要去做个千人恨万人骂的“二鬼子”呢?
这些问题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带着这些谜,再看那座威武高大的鼓楼,便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那年秋天,我和小伙伴们到收完庄稼的地里拾草,来到“毛阁老”坟前的石人石马旁边。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到石马脊背上,迎着秋风,赶走身上的汗水,那感觉真是美极了。抬头看去,又望见了城中的那座鼓楼。它的形象与在我村看到的不一样:在我们村里看,它像一座高大巍峨的庙宇,气宇轩昂,正襟危坐,凛然不可一世;在石马背上看,它变成了一只凶猛吓人的老鹰,黝黑的楼顶是老鹰的头,高挑的飞檐是老鹰展开欲飞的翅膀,那感觉好像就要把周围的一切都变成它的捕获物一样。

我把这种感觉说给我的小伙伴听,并加上了老鹰捕捉小鸡的故事。他们一个个脸上生出许多无端的恐惧和茫然,二话不说,很快从石马背上翻下身来,急急忙忙地拿起爪耙、背起篓子,慌慌张张往家跑。他们这样做,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后来才意识到,被抢掠和鸡飞狗跳的战乱吓怕了的孩子,是不喜欢听老鹰捉小鸡这类故事的。
二
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和小伙伴们便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首歌,背起书包上学了。我上一年级,在所有的同学中年龄最小。我们一年级的课本相当于今天64开本那么大,第一课只有三个字“开学了”。身穿长衫的王育生老师走进教室,班长喊了一声拖腔很长的“敬礼——”,我们便齐刷刷地站起来,等老师说声“坐下”,我们才坐下听讲。学生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过了几天,我把学校发的课本从头看到底,没有一个不认识的生字。原因是,在我没有上学以前,我哥哥已经把他小时候读过的、全是用毛笔手抄的那本“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的《国文》都教我读熟、写完了。王老师见我会读又会写,说我脑子聪明。我把哥哥教我学《国文》的秘密告诉了王老师。他摸了摸我的光头,对我说:“太好啦!别看鬼子被打跑了,坏人还是有的,你和大同学一起,多轮几班‘要条子’吧!”
所谓“要条子”,就是站岗放哨查路条。那时候,不管是外出探亲、赶集,还是办事,都要持有村里开的路条。我们的任务就是站在通往县城的大道道口的路边,向过往行人索要路条。看过以后,说声“麻烦你了”,便可放行。如果没有路条,要么让他返回,要么把他送到村公所里询问一番。
我爹用长长的腊条杆、染红的苘麻丝、铁打的扎枪头给我做了一杆红缨枪,拿着它站在路边,十分威武。和我一起放哨的那位年龄大的同学说话吐字不清,常常把“麻烦你了”说成“麻衫你了”。这样,看路条的事由他来做,向路人致歉的话由我来说。
其实,那时过往的行路人并不多,一个上午不过十几个人,剩下的时间就只好在路边百无聊赖地站着。这时,又远远地看到了矗立在县城里的那座鼓楼。我想,鬼子被赶走了,我们可以随便到县城进进出出了,我多么希望我爹领我进城到鼓楼上看看!
回家吃饭的时候,我把这个想法对我爹说了。我爹摸了摸我的头,对我说:“这事好办,过些日子爹不忙了,就领你登上鼓楼看看!”
“登上鼓楼看看”的愿望还没来得及实现,从1946年到1947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了两次疯狂进攻。掖城有时被他们占领,他们经常在鼓楼上向外放枪放炮,显得不可一世;有时他们被八路军赶跑,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
每当国民党占领掖城、登上鼓楼时,我们村遭受战乱之苦就又开始了。飞机的疯狂扫射和狂轰滥炸使村民们连正常的农田管理也不能进行。
但是,胆子最大的还是我们这些孩子们。我们已经没法上学了,只好背起篓子、扛起爪耙到野外去拾草。一旦听到飞机的声音,我们会把草篓扣在头上,飞快地跑进玉米地或高粱地里趴下。“吐吐吐”地一阵扫射后,我们便会听到子弹壳“叭啦叭啦”击打庄稼叶子的声音。飞机远去以后,我们就把拾草改成拾子弹壳了。
家里的大人们教给我们躲避飞机扫射的方法:因为飞机不会垂直地放枪,只能俯冲后再斜向扫射。所以,听到飞机的声音后,就立刻寻找遮掩物,墙壁、草垛、大树、坟丘、墓碑……只要避开飞机飞来的方向,找个地方遮住自己的身体,就不会有中弹的危险。按照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和敌人的飞机展开周旋了。敌机不但用机枪扫射,还在我们村后扔下了两颗炸弹。在所有的小伙伴中,我拣到的子弹壳最多,装满了整整一笸箩,而且还拣到一个炸弹的“尾巴”。
三
1947年的深秋时节,地里的庄稼都收获完了,农活已经不多。一天晚上,我嫂子到村西的井边挑水,忽然,在夜色中走来一支队伍。看到我嫂子从井里往上拔水,战士们便纷纷走来,一口一个“大嫂”地叫个不停。来到井边后,他们便求我嫂子让他们喝点水。我嫂子答应了。他们整整齐齐地排着队,喝完了一桶水,又为我嫂子到井里拔了一桶,最后还千谢万谢地感激不尽。我嫂子挑水回来后,把这事对家人说了。我爹说:“肯定是八路军来了。”
半夜时分,突然炮声大作,一声更比一声响,有的窗玻璃被震碎,用纸糊的窗户也“哗啦哗啦”地碎裂了。我家全都穿好衣服,准备逃荒。我爹说:“我先出去看看再说。”
不大一会儿,我爹就回来了。他的脸上毫无惊慌的表情,告诉我们,村南地里的所有坟丘后面都安装了大炮,正像火龙一样向城里喷发,而城里却没有一点还击。爹说:“八路军正在攻打掖城,就要解放了,咱不用逃荒了。”
第二天天还不亮,炮响就停止了。东方刚刚露出晨光时,我们全家和全村人都跑出家门,来到村南,远远看去,掖城里面浓烟滚滚。待浓烟消尽后,那鼓楼便渐渐显现出来。可这时看鼓楼已非从前——在鼓楼的顶端多了三个窟窿,那正是解放掖城的炮弹打的。我爹说:“八路军的大炮是长眼睛的,看看鼓楼顶上那三个炮眼多像一炉香!”因我爹是我村唯一识文断字的所谓“秀才”,在村中又担任过干部,有点小权威,说起话来总和别人有不同的角度,所以他的话很容易被我们村的人当成经典。从那时起,这鼓楼上的“一炉香”的说法便在全村很快传开了。
1949年秋天,我爹领我进城,吃过肉火烧、喝过油粉饭,在回家的途中,听到鼓楼上响起了宏亮的钟声。我问爹,这是怎么回事?爹说:“改天换地了。”后来才知,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953年,我要离开故乡到东北去读中学。拜别了父母,拜别了故乡,拜别了古城、鼓楼,心想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这熟悉的一切,不觉潸然泪下。
在我辗转求学的十多年里,梦中常常出现那座鼓楼。梦中的鼓楼高大而伟壮,它所承载的历史,又是那么沉重而久远……(戴恩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