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陞街小学读书的那五年，是我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身为50后，在最该念书的年纪遇上了“文革”，在东陞街小学念完五年级，我就无学可上了，在家待学近三年。1969年3月复课，东陞街小学三届学生同时进了坤山路上的东方红中学，到1970年年底，我们这一届就“高中毕业”了，走向了社会。

　　16岁的我就业了，名义上是高中毕业，但实际上，我真正只念了五年书，东陞街小学就是我全部的受教育履历。

　　1961年秋，家住双龙胡同的我，与市府街、太平街、解放路、二马路和海岸路街道辖区的孩子们就近入学，进入当时烟台最好的小学——东陞街小学就读。这是一所六年制的小学，鼎盛时，在校师生达2000人。

　　东陞街小学的前身为崇正小学，最早是法国天主教会于1914年，在烟台爱德街天主教印书房后院创办的崇正国民义务学校，1917年迁到了东陞街28号。

　　校园内有一座三层欧式教学楼、两座二层木质结构办公楼，占地面积6660平方米。1931年，因大马路东端建烟台崇正中学，遂改为烟台崇正中学附小。

　　抗战胜利后，烟台市人民政府于1946年接收该校，更名为东陞街小学。1947年国民党侵占烟台，复名烟台崇正小学。烟台二次解放后，1949年12月，烟台市人民政府将这所学校重新恢复东陞街小学的名字。

　　学校新增一座四层教学楼和两个操场，校园延伸至与烟台山医院连接，位于现张裕博物馆西，恒丰银行和儿童影剧院及芝罘区教委的位置。教学楼坐北朝南，每层四间教室，宽敞向阳，木制走廊，临街大玻璃窗配紫色木制雨搭子，庄重大方。操场上有两棵高大的榕树。这是老校区。

　　从四层教学楼的一层通道往北连烟台山医院，教学楼以西连小太平街居民区，是两个新操场。西操场有篮球架、乒乓球台、沙坑和练铁饼、标枪的地方，北操场是足球场。这里曾是洋人的墓地，学生们义务劳动，挖出了骨骸，平整成了场地。

东陞街小学旧貌    解乐达 绘 

　　东陞街小学开设数学、语文、音乐、美术、体育、政治、常识、珠算等课程，师资力量雄厚，不少老师出身名校。

　　放学后的校园，呈现出另一种热闹，各种文体活动登场了：篮球、足球、乒乓球、田径、武术、体操、击剑，舞蹈、朗诵、合唱，同学们自愿报名，老师们各展其能，指导训练与排练。对成绩突出的，学校推荐到业余体校和少年宫培训。学校还定期办夏令营，老师带孩子到大海里学游泳。

　　所有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在东陞街小学念的这五年书，影响了我一生。

　　一年级班主任萧玉慧老师是带我入门的老师。我受益最大的是写字。萧老师说，“字是脸面，写好了就是给脸擦粉”。她的规矩是，写字时腰不能弯，头不能歪，胸不能贴课桌，要离桌一拳头，嘴巴子离桌一尺，握笔的手指离笔尖一寸；字要横平竖直，满格写但不准出格，也不准写蚂蚁小字。她要求学生少用橡皮，养成写字一次成型、算数一次准确的习惯。

　　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学生，照着规矩来，一笔一划写大字，打下了童子功。

　　我从小身体很差，动不动就晕倒，休学也是常事儿。萧老师就在我家安排了一个学习小组，让同学们上小组时给我补课。

　　升入二年级，班主任张淑卿、教导主任王作荣、体育老师季秀华都很关心我的身体，几位老师决定让我参加体育锻炼，改善体质。王主任、季老师找我谈话，张老师专门去我家家访。征得同意后，考虑我的身体比较柔韧，老师安排我参加武术队，天天早起练功。

　　三年级那年“六一”，我在烟台山“八一礼堂”参加演讲，结果晕倒在台上。大队干部周小存同学把我背到了烟台山医院。出院后，季老师又安排我进篮球队，我嫌自己个子小，季老师说：“打篮球能长个儿！回去照张相留个纪念，我把小辫给你剪了，就像运动员了。”为这事，季老师还专门到我家来家访。

　　几天后，季老师真把我的小辫子剪掉了，留了个和她一样的女篮五号头，拽着我的胳膊就去了篮球队。队长栾开珍让我先跟着跑步，我跟不上趟儿，落得老远，队长又让我练运球，练了半天，根本运不起来。

　　不到一学期，季老师就不让我去篮球队了，说“你还是多练练武术基本功吧”。但季老师仍然给我剪短发，她说这样“人精神”。我从此喜欢上了短发，一辈子留短发。

和弟弟妹妹拍完这张合影，季老师就给我（右）剪掉了小辫。

　　不去篮球队了，爸爸就教我骑自行车，夏天带我去大海游泳。渐渐的，我的体质好起来，人有了自信，性格也开朗了。体育锻炼也成为我终生保持的习惯。

　　提到家访，要多说几句。那时的老师们，课后都会安排家访，也因此和家长成了好朋友。如今，我的班主任崇秀春老师都85岁了，还经常与我的老妈通电话呢。

　　上三年级，语文老师刘玉毕业于北师大，是从北京调到东陞街小学的，那一口正宗的普通话，让我非常羡慕。

　　第一堂课，刘老师进教室，全体学生起立：“老斯（烟台方言）好！”“不是老斯，是老师，要注意卷舌。”刘老师马上纠正，要我们连说三遍。

　　她要求我们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都说普通话。不能说“哈水”，要说“喝水”；不说“歹饭”，要说“吃饭”。

　　有一次周末，刘老师去与我家同院的她婆婆家，无意中听见我喊“婆婆”（称呼奶奶的烟台方言，发轻声），待我说明婆婆即是奶奶时，她立马纠正我：那以后就叫奶奶，不要叫婆婆！

　　每节语文课，刘老师都要求学生朗读课文，练普通话。写作文是我学以致用的起点。我入门很快，不久，父亲就把给亲戚写信的任务交给我了。

　　我有个当教书匠的姑夫，每次回信，他都把我的信批改后一并寄回。他知道三年级开始描红，就建议我用小楷毛笔写信。我写的每封信，从内容和字体，他都认真圈点，发给我照着练。天长日久，我受益良多。

　　我从三年级开始，跟着刘老师学语文和朗诵（她同时兼任少年宫的朗诵教师）。汉语拼音学得牢，让我终生受用，远的不说，就说进入信息时代，我学起打字来便得心应手，毫无障碍。

　　四年级那年，举国兴起“学雷锋”。班主任冯国华老师那时还没结婚，他带领我们办黑板报、墙报；课余，手拿喇叭上街宣传。我们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找各种机会做好事：到车站、码头帮旅客搬东西；到街道扫马路，帮烈军属挑水、买煤、擦玻璃；到郊区帮生产队拾麦穗；帮五保户清扫鸡粪，打扫庭院，疏通下水道……

　　投身这些活动，我们好像有使不完的精力和热情，也因此拥有了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收获了丰厚的精神财富，雷锋精神深深地烙印在我们这代人的脑海中。

　　1970年，东陞街小学改为烟台八中，1982年建儿童影剧院时，拆除了所有建筑，东陞街小学彻底消失。

　　我感恩东陞街小学，感恩诸位师长，感恩那段快乐成长的岁月。（高守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