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兵北上戍蓟

　　南方的倭患已经平息，而北方蒙古鞑靼部仍不时袭扰，成了大明朝廷的心腹之患。为防御北方鞑靼、土蛮和朵颜三卫进犯，隆庆元年（1567）八月，诏两广总督谭纶入京，十月又下达了调戚继光赴京的命令。

　　除了谭纶，朝野上下还有很多人想到了戚继光，希望他出师北伐，一劳永逸地消除北方边患。抗倭名将俞大猷鼓励他说：“丈夫生世，欲与一代豪杰争品色，宜安于南；欲与千古豪杰争品色，宜安于北。”希望他到北方再创奇迹，建立比历代英雄更加辉煌的战绩。

　　隆庆元年十一月，明廷任命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隆庆二年（1568）正月，他上《请兵破虏疏》，其核心内容是：要训练十万精兵，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他提出建立重兵集团长驱直入抵挡鞑靼，依托边墙（长城）防备其出没。有战，有守，二者结合起来才是防守的完好战略。

　　这就是戚继光的北方戍蓟策。他在南方抗倭12年，打仗80余场，杀敌不计其数，战绩辉煌，功勋卓著。在北方边境，戚继光却主张大力加强边防建设，时刻做好战争准备，以强大的军事实力遏制好战势力，使“虏”不敢轻举妄动。

　　在当朝重臣高拱、张居正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戚继光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把十万边军训练成能攻善战的无敌劲旅，把蓟镇两千里长城筑成坚不可摧的御敌防线，有效地震慑了塞外好战分子，使他们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蓟镇长城战火减少，北方社会和平安定，真正做到了不用战争而使人屈服、无须挞伐而使“虏”不入。

　　组建重兵集团

　　戚继光所谓“重兵”，是指能够与敌骑兵抗衡的车步骑营，首先是车营。

　　车营有两种：重车营和轻车营。重车营有重车128辆，其为偏厢车，即车的一侧装有1.5丈长的偏厢，可防敌弓箭射击、敌骑冲突。

　　每辆车有正兵队10人，主要使用火器；奇兵队10人，使用火器也使用冷兵器。一车营有佛郎机256架、鸟铳512杆、火箭15300枚，还有4辆大将军炮车和４辆火箭车。一车使用火器的人数占70%，火力强，这是敌骑难以抵挡的。

　　隆庆二年（1568）六月，明廷给蓟镇拨银46000余两，制造战车和火器。随即车营建立起来，开始蓟、昌二镇准备建车营7座。隆庆六年（1572），兵部侍郎汪道昆阅视蓟镇时额定为每路各立一车营，共10座。另外，密云、遵化、三屯营各立一辎重营。

　　车营本身是炮兵和步兵，车营内还设有骑兵营，所以称“车步骑营”。骑兵营装备的武器有虎蹲炮60门、鸟铳432杆、快枪432支、火箭12000余枚，同样火力很强。

　　这样一座有屏蔽的车步骑营，使敌骑万马冲突的优势丧失殆尽，而明军的火力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明军对鞑靼的骑兵就有了绝对优势。敌如进犯，在明军火力的打击下不得不败退。而当敌人混乱败退时，车营内的骑兵就可以追杀歼灭溃逃之敌。由此可见，车步骑营能守能战，先守后战，能有效地抵御鞑靼骑兵内犯。

　　修建敌台边墙

　　戚继光在建立车步骑营的同时，还修建边墙敌台，以实施他的“乘边墙以防其出没”的防御战略。

　　隆庆二年（1568）年底，戚继光上疏，请求建立空心敌台和整修边墙。他提出：砌墙构筑空心敌台，缓者百步，冲者50步或30步筑一台，类似民间的看家楼，器械、粮食、防守设备，均在其中。

　　次年二月，朝廷批准了建敌台的请求。戚继光拟定了筑台规则，制定了选台基、定台基、借外险、用石料等一系列方法和标准。在他亲自谋划和指导下，到万历九年（1581），蓟镇共修敌台1194座，昌镇共修254座。从此在蓟北大地边墙上巍然屹立起1400余座敌台，相互联络，如果敌人入犯，必将受到强有力的阻击。

　　与此同时，戚继光还对蓟镇边墙进行了增筑和改建。一是加固墙体，对过去修建的边墙薄的加厚，低的加高；二是完善附属设施，墙的两侧均建宇墙，外侧宇墙高六尺，尖砖垛口，墙下建悬眼；三是墙外削偏坡，挑壕堑，使敌人不得靠近墙垣；四是墙内建老营，以便支援。这一切构成完整的防御工事体系。戚继光还采取措施，加强边墙防守：分派战斗力更强的南兵常年驻守，防守组织严密，防守军械精良。

　　戚继光修建了前所未有的边墙敌台并严加防守，就使敌骑溃墙而入难，入后退出也难，使“乘边墙以防其出没”落到实处。

　　戚继光建立的车步骑营、修建的边墙和敌台能不能发挥作用，关键还在人。为此，他编写了练兵条例，就是后来的《练兵实纪》。当时是一卷一本，陆续发给部队，练将的部分给将领，练兵的部分既给士兵也给将领。在北方，戚继光练兵更注重合成军的训练。

　　实战保卫蓟北

　　隆庆六年（1572）九月，明廷派遣兵部三位大臣阅视九边，其中兵部右侍郎汪道昆阅视蓟辽保定。戚继光组织了一次全镇兵马参与的实战演练，起草了《练全镇兵马实守实战条略》，对合练的事项作了具体规定。这次演练从二十二日报警开始，到二十八日追堵歼灭敌人结束，前后用时七天，对车步骑营各兵种均进行了演练。

　　演练结果表明，敌人如果内犯，全镇完全能够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各兵种均能按照应急预案行动，有效地进行抵抗，敌人进入边墙难，入后掠夺难，要想退出也难。蓟镇防御从来没有这样坚固。这次演习，证明戚继光对蓟镇的防御战略是正确的，落实这些措施是有效的。这使戚继光对蓟镇的防御更加有了信心。

　　汪道昆对这次实战演练也十分满意，他“举劾三镇文武大臣，独推练兵总兵戚继光为首”，朝廷因而晋升戚继光一级。

　　万历二年（1574）正月，以戚继光劳绩久著，升实级左都督。次年正月，朵颜部酋长董狐狸和他的侄子长昂共同逼迫长秃（董狐狸弟）内犯。戚继光派兵出击，活捉了长秃。三月初一，长昂和董狐狸等率领部众240多人到喜峰口请罪。戚继光接受了他们的请求，放还长秃。长昂等深感愧疚，对天盟誓，子子孙孙永远内附，世世代代不再进犯。俺答和土蛮在戚继光任职期间也没敢入犯蓟镇。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蓟门宴然。

　　万历七年（1579）九月，因整饬军备，加戚继光太子太保；十月以援辽功，又加少保。

　　戚继光保卫了蓟北大地，保卫了蓟镇的老百姓，使他们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戚继光塑像  资料图 

　　不战而屈人之兵

　　戚继光生于齐鲁大地，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他说：“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予曰：不必半部，只节用‘爱人’一节，万乘之国可治矣。”出于这个理念，他在南方“爱民如子”，对残害中国百姓的倭寇恨之入骨。因此提出“杀贼（倭寇）保民”口号。说贼是杀老百姓的，我们是杀贼的。不把贼赶尽杀绝，就不能保护老百姓。

　　戚继光到北方以后，把塞外蒙古族民众也视为中国百姓，对他们同样心存仁爱。

　　万历七年的狗儿河、石河墩两场大战，戚继光的五万大军仅斩敌首13人，获马15匹。戚继光的军队经过严格训练，又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火器，杀伤力极为强大，所到之处应该寸草不生。可以想象，他们追奔到土蛮牧民的聚集地，尽管年轻力壮者逃得无影无踪，老弱妇幼却不会逃得很远。戚继光若想贪名图利，让手下大开杀戒，显赫战绩唾手可得。可是，他们对平民一人未杀，这就足以说明，戚继光对蒙古民众存有仁爱之心，绝不为功名利禄滥杀无辜。

　　戚继光与同期镇守辽东的名将李成梁，同为镇守北疆的总兵官，因镇边方略不同而后果各异。李成梁镇辽“以战为主”，不过他武功虽盛，杀人虽多，却未能臣服土蛮，非但边患未能全面平息，反使满族乘机兴起，大明帝国终被女真所灭，以致后人评说他是“不世之功臣，千秋之罪首”。

　　戚继光镇蓟“以守为主”，虽功勋卓著，但打仗不多，杀人很少，如他使兀良哈彻底臣服，全面消除北方边患，换来北方和平安定。他到北方16年，打仗8场，杀47人（其中包括几场规模不大的边境摩擦）。真正由戚继光亲自指挥的战争只有3场，共杀15人，与南方战绩相比，相差悬殊。

　　戚继光南北战绩的巨大反差，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有人就由此认为，他在南方功高盖世，在北方无所作为，以至文史界只注重他在南方的事迹，而忽视了他在北方的贡献。孙子云：“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戚继光在北方没有像在南方那样立下那么多的战功，但他为保卫蓟镇和京畿地区人民所建立的功勋并不亚于在南方。他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被兵家称为“善之善者”的最高境界。

　　戚继光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有较为明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战争观。他深知塞外不是国外，塞外所谓“胡虏”，虽然桀骜不驯，却不同于倭寇。所以，他到北方以后，采取了与南方截然不同的战略方针，改南方对倭寇“大创尽歼”的做法，通过修长城、练边军，加强边防建设，遏制战乱发生，在此基础上化解了民族矛盾，促进了蒙汉和好。正如《明史·戚继光传》说：“继光在镇十六年，边防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张凤林）

　　作者注：本文部分参考文献

　　（明）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

　　（明）《明世宗实录》卷323《嘉靖二十六年四月己酉》；

　　（明）张居正：《张居正集》卷二《答阅边郜文川言战守功伐》；

　　（明）戚继光：《戚少保奏议》，中华书局2001年版；

　　（明）戚继光：《纪效新书》，中华书局2001年版。

　　本文据烟台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提供的《再谈戚继光在北方蓟镇的功绩》《戚继光生平概述》等文章编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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