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多次炮击登州，现存中、英文史料对炮击登州的记载说法有不一致之处。当时登州府城是美国南方浸信会和北方长老会的宣教重镇，城内驻有众多美国传教士及家眷，他们的书信和日记保存了登州府城的大量历史资料。

　　笔者查阅1895年的英文报纸，发现了当年传教士对炮击事件的原始记录，在此与大家分享。

　　二

　　1895年1月18、19日（腊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舰突然炮击登州城。当时住在登州城内的狄考文牧师在《字林西报》的报道中，对此做了如下记录：

　　“1月18日下午大约四点，隆隆的炮声惊动了登州这座宁静的城市。炮声来自三艘日本军舰(笔者注：日本第一游击队的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艘日舰)，它们正穿过城市对面的庙岛海峡，向东行驶。登州的清军驻扎在水城，水城西面老北山上有一座小型炮台，配备有一门大型现代火炮。登州府城内没有士兵驻扎。

　　我看到三艘日本大型军舰相继从庙岛海峡中间经过。前两艘日本军舰在经过时，不断炮击登州城，最后一艘日舰只发射了一两枚炮弹。老北山上的炮台还击了几发炮弹，水城靠海一面城墙上的火炮也进行了还击，但炮弹射程太近，离日舰很远就落入水中。

　　我可以看到日舰炮弹的每一道闪光，并听到炮弹从我的头顶上呼啸而过或击中附近的城墙。登州文会馆、赫士先生和我的房子正对着水城。我看到一发炮弹落在距离赫士先生家约90米的一个花园里，还看到一发炮弹击中城墙，爆炸声震耳欲聋。一发炮弹穿过城墙，摧毁了我们东边的一座中国房屋。大约有二十五发炮弹落入登州城内。一发炮弹击中了慕拉第小姐的院墙，幸好慕小姐当时不在家中。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日本人这样肆无忌惮地向毫无防备的登州城开火，这是违反战争法的。我们已经通知了美国驻烟台领事馆，并希望他们明天能派人来探访我们。”

　　三

　　狄考文牧师在报道中记录的“登州城第二次遭到炮击”：

　　“1月19日午后不久，日本军舰在海上兜圈子，始终保持在老北山炮台的射程外，航行中炮击登州，直至下午四点左右驶向烟台。

　　日本军舰一露面，赫士先生就去了水城，在那里的一位军官的帮助下，设法弄到了一只舢板。他手举一面白旗和一面美国国旗，试图登上日本军舰，阻止日本军舰炮击登州城。有段时间，他在老北山炮台的射程之内，炮弹落在他的身前身后。最终，他越过了老北山炮台的射程范围，靠近了其中一艘日本军舰，但日本军舰没有理睬他的信号和呼喊。

　　我站在房顶上，挥舞一面美国国旗，我完全暴露在日本军舰的视野中。日本人的炮火似乎大都瞄准了北城门上的城楼，由于我们的房子位于大致相同的射程内，我们遭到了比城市其他地方更多的炮击。有些炮弹落在我们的住所附近，其中一发炮弹离我太近，我不由自主地躲到一边。最后一轮炮击的中间，我从屋顶上下来，以免脚下的房子被炮弹击中，那么我可能会摔到地上而丢掉性命。我刚从房顶上下来，一发大炮弹就落在房子东面约30米的地方，爆炸将泥土和石块抛向房子上方。总共有八发炮弹落在我们房子附近，还有六七发在几百米内。

　　老北山上的炮台不时还击。赫士先生报告说，其中一发炮弹落在距离最前面的日本军舰只有15-20米的地方。人们成群结队地逃到我们的住处，以为我们能保护他们。第一天的炮击引发了城中居民恐慌逃难，任何交通工具都被高价收购。第二天的炮击加剧了恐慌，男人、女人和儿童四处奔逃，男人们背着衣服包袱，女人们领着孩子，小脚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整晚上，全城都在为逃难做准备，星期天（1月20日）早晨，大量人群开始徒步逃离，而其他人则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离开。九点左右，一场强烈的暴风雪袭来，一直持续到下午晚些时候。恐怕有许多人会在雪中丧生。”

　　第一天炮击结束后，狄考文所写的慕拉第从平度返回到登州的家中，她遇到了数百名逃离城市的难民。慕拉第最初想返回黄县，但发现交通费用暴涨了10倍，遂决定留在登州。交通费用的飞涨，也佐证了炮击造成登州居民逃难的惨状。

　　狄考文牧师的上述报道邮件需经由烟台寄往上海发表。邮件在烟台滞留期间，在烟台避难的文约翰添加了传教士及家属留守登州的情况：

　　“1月20日，星期天，下午四点左右，美国海军的‘约克城’号军舰抵达登州港口。由于时间已晚，加之海面风浪太大，军官们无法登岸。第二天刚过九点，两名军官登岸。到下午两点，传教士社区内的大多数女士和所有儿童都已登上军舰，驶往烟台。在这个充满战争和苦难的悲伤时刻，我们之中部分人员被迫离开这些可怜的中国人，尽管令人遗憾，但这被认为是最明智的做法。……留守人员名单如下：狄考文博士和夫人，慕维甫大夫和夫人，梅理士博士，赫士牧师，薛姑娘和慕拉第小姐。我们看不出日本人有任何理由进攻登州城，因为登州城是一座贫穷的城市，港口条件也差，对日本人肯定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四

　　传教士们让妇女儿童离开险地，男性、单身女性以及医生夫妇则冒险留在了登州。对于这篇公开谴责日本的报道，日本人迅速做出了反应，第二天登报反驳，内容如下：

　　炮击登州府事件

　　东京，2月1日，晚上8时7分。

　　日军肆意炮击登州府的报道毫无根据。登州城设有防御工事，那里驻有330名步兵、500名骑兵和500名炮兵，并装备了二十门火炮。日军火力仅集中在攻击这些炮台上。这可能给居民带来不便，但由于登州城在军事和战略上的重要位置，有必要确保日本军队在其他地方登陆时不受攻击。

　　对日本人的回应，狄考文牧师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公开回应驳斥了日本人报纸的宣传，详见下文：

　　“2月1日东京关于日舰炮击登州的电报并不准确。无论是登州城本身还是水城，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防御设施。尽管登州有城墙，但城墙上只有一些两百年前由耶稣会士铸造的火炮和燧发枪，这些枪炮都很小，且是些生锈的老古董。只有一门无法发射炮弹的古老铜炮，用于施放礼炮。日舰炮击登州，这些老古董根本没被使用，甚至连炮衣都未揭开，两座城池没从城墙上发射过一发炮弹。当时我以为水城发射了几发炮弹，后来我确信那实际上是来自日本军舰炮弹的爆炸。日本炮击火力主要集中在两座城池，只朝炮台发射了少数几发炮弹。”

　　《京津时报》中，一名登州府逃难者描述了两次炮击给蓬莱县衙和登州府衙造成的破坏。“一发炮弹落入县令衙门的厨房，厨师们非常惊讶。不久，另一发炮弹击中知府衙门，造成部分人员死亡。居民们试图逃跑，城里一片混乱。”

　　五

　　两次炮击登州后，日本陆军于1月20日在荣成湾的龙须岛登陆，1月25日集结完毕。第二天（正月初一），日本陆军向西准备进攻威海卫。为了牵制清军兵力，日舰在26日再次炮击登州城，下面是狄考文的记载：

　　“1月26日，上午10点，日本军舰从东面靠近登州城后停了下来，躲在老北山上阿姆斯特朗大炮的射程之外，开始炮击登州城。这次是两艘小型日本军舰，而不是上周的那些大型军舰，它们只携带了轻型火炮（笔者注：日本联合舰队第三游击队的天龙、海门二舰）。炮击持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大部分的炮火似乎是瞄准了水城和山上的蓬莱阁，那里有一门火炮及一营新兵。知府出尽了洋相，日本军舰刚靠近登州城，他就骑上马，从城里向西奔去，直到出了城门一英里才停下来观察战局。这时一发炮弹呼啸而来，他拔腿就跑，连马都顾不上骑，狼狈不堪。当时我们教会的一位信徒亲眼看见了这一幕。”

　　日舰炮击造成府、县衙门被炸且有人员伤亡，知府仓皇出逃。蓬莱阁的火炮和兵营招致日舰炮击，造成蓬莱阁‘海不扬波’刻石上的‘不’字受损，室内墙壁上招子庸的《墨竹图》被毁。

　　1895年2月14日，威海卫战役结束，《威海降约》签订，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至此，山东半岛理应再无战事。

　　六

　　1895年2月21日，日本军舰再次炮击登州，第四次炮击登州的记录如下：

　　“下午2点左右，三艘日本军舰从西北方向逼近登州。这三艘日本军舰经过老北山的炮台但没有开火。其中两艘军舰随后调头，再次经过炮台和城市。当船驶向登州时，日舰向海岸上的沙堤发射了两发炮弹，这没有引起任何回应。然后它们驶向烟台方向。第三艘日舰继续向西驶往栾家口的港口，并在那里发射了四五发炮弹。天刚黑，这艘日舰返回经过老北山的炮台时，向老北山的炮台发射了四五发炮弹。老北山炮台还击了一发炮弹，而这违反了提督夏辛酉的命令，负责的军官第二天受到了四十军棍的责罚。城市陷入了巨大的恐慌，过去四周内回城的许多人再次匆忙逃离。”

　　这天是农历正月二十七，距离威海卫战役结束已经7天，但整个甲午战争直至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才结束，这次炮击为日舰第四次炮击登州。

　　七

　　130年前爆发的甲午战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其教训和启迪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日本军舰四次炮击登州城，时间分别为1895年1月18日（农历腊月二十三）、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四）、1月26日（农历大年初一）以及2月21日（正月二十七）。当时在登州的传教士详细记载了这四次炮击，谴责了日军的野蛮，并表达了对当地人民的同情。这些记载成为甲午战争研究的重要史料，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这场战争。(黄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