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版《黄县志》卷一《建置志》有“大入城：在县北二十里，今其村名军营，城上有海渎祠，城西北有射圃。”

　　其注一云：大入谓大举兵入辽东。《元和志》言“伐辽东造此城，运粮船从此入”，亦可证。府旧志作“人”，误。《明统志》《通志》《县旧志》不误。

　　注二云：《县旧志》载：“司马懿伐新罗，筑此城以储粮。”按：汉魏时，无“新罗国”之名，此说固误。

　　究竟是“大人城”还是“大入城”？这个“城”又在哪里呢？

　　当是大人城而非大入城

　　清同治版《黄县志》认为黄县黄河营村（即军营）有古城，名字应为“大入城”而不是“大人城”。查《元和郡县图志》登州黄县条：“海渎祠，在县北二十四里大人城上。”《水经注图·汉东莱胶东二郡国图》云：“《元和志》司马懿伐辽东造大人城于登州西，运粮船从此入。”《新唐书》载“于是北输粟营州，东储粟古大人城”，朝鲜《三国史记》因之。清谢钟英补注《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亦作“大人城”。

　　宋《太平寰宇记》（据光绪金陵书局版）起，始有“大入城”的说法：“大入故城，在县东北二十里。司马宣王伐辽东造此城。运粮船从此入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于此。”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因之。综合看起来，笔者认为：“大入城”的说法出现较晚，系抄刻之误，是站不住脚的。

　　地理上大人城应在烟台芝罘岛

　　关于“古大人城”的地理位置，到清朝时即有永平府抚宁县、锦州锦县、登州黄县等观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9月第3期发表李效杰《“古大人城”与中古东亚的海上交通》一文，论证古大人城位于黄县的黄河营，仍然是牵强附会，未能形成定论。“大人城”究竟在哪儿，已经成了千古之谜。

　　唯一有价值的线索，是《册府元龟》中的记载：“海中古大人城，西去黄县二十三里，北至高丽四百七十里，地多甜水，山岛接连，贮纳军粮，此为尤便。”唐太宗采纳了建议，“于是自河南道运转米粮，水陆相继渡海，军粮皆贮此。”《册府元龟》卷489《邦计部·漕运》应该是唐代的第一手资料、原始证据，有别于后期编纂的地理文献，可信度较高。

　　千百年来，对“大人城”的研究，文史研究者一直是以现黄县城或者旧黄县县城为坐标的，并未跳出黄县境内，是故难以寻到大人城的踪迹。而查阅唐代黄县的疆域文献发现，唐贞观元年（627），废牟平、清阳两县，划清阳河以西之地归黄县。其时，黄县之东境与汉晋境域略同。清阳河即现在的烟台市的内夹河。1唐里约等于现在的450米，23唐里约合10.35公里，以夹河河口为圆心，10.35公里为半径寻找，目标指向了烟台市芝罘区芝罘岛。

　　芝罘岛由连岛沙坝与大陆相连，岛上为丘陵低山地形，主峰老爷山海拔298米，东西长约9公里，宽约0.5-1.8公里，是中国最大的、最典型的陆连岛。芝罘岛上也出产淡水。所以，同时符合在海中、黄县边境以东23唐里、距离辽东半岛470唐里、地多甜水、山岛接连五个条件的岛屿或者半岛，有且只有芝罘岛。

　　还需检测一下“北至高丽四百七十里”这个问题。以芝罘岛为圆心，以212.5公里为半径向北，也完全符合《册府元龟》的记载。

　　从军事和航运角度复盘大人城

　　芝罘岛是秦始皇东巡的终点，也最有可能是历代伐辽的补给地。

　　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刘彻遣使臣涉何出使属国朝鲜，朝鲜王拒受谕令，涉何杀死了朝鲜裨王长，并接受了为辽东（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东部都尉的任命。朝鲜王怨恨涉何，发兵击杀涉何。是年秋，武帝下令招募死囚，分两路征讨朝鲜：一路是左将军荀彘率军从辽东出发由陆路出征；另一路是“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渤）海，兵五万”。这五万“齐卒”，“入海已多败亡”，到了朝鲜连吃败仗，连死带逃，到决战时只剩下七千人了。楼船从齐的何地出海，史无明文，倒是汉武帝的叔叔、为了谋反整天研究地图的淮南王刘安留下了一句话：“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淮南子·时则训》），此为海路，可以到达扶桑。贯，穿过。这话的意思就是，从碣石山出发由海路到朝鲜，必须经过大人之国，进行补给——“大人之国”应该就是大人城的前身了。

　　建安十二年（207）五月，曹操率领大军准备出征辽东乌桓，不过由于是轻装突袭，这次征辽东没有海路出击的记载。曹魏太和六年（232），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从陆道，并攻辽东，无功而返。景初二年（238）三月到八月，司马懿伐公孙渊。《元和郡县图志》“司马宣王伐辽东，造此城”。“大人城”作为征辽补给地的地位确立。

　　贞观十五年（641）八月唐太宗欲伐高丽，认为“以舟师自东莱帆海趋平壤，固易”，“于是北输粟营州，东储粟古大人城”进行战争准备。大人城作为海军补给地再次浮出水面。贞观十七年，唐太宗令太仆少卿萧锐于河南道诸州转粮入海。次年，锐奏称：“海中古大人城，西去黄县二十三里，北至高丽四百七十里，地多甜水，山岛相连，贮纳军粮，此为尤便。”《唐会要》卷九五《高句丽》载：“张亮水军七万人”，其中“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

　　《永乐大典》中的《漕运水程》记载了元代多条自南向北的漕运路线：其中一条至成山后“一日夜至刘岛，又一日夜至芝罘岛；再一日夜至沙门岛；守得东南便风，可放莱州大洋”，另一条“过成山北面一带并芝罘岛、登州一路木极岛等处，近沙门岛山，或铁山嘴开放莱州大洋”。“上项所由，各险恶去处，设遇风涛不甚猛恶，可以预为转调躲闪，或收入山岛藏避，守伺风平浪，然后行使。”芝罘岛恰恰属于有山岛藏避的避风港；而“滩浅狭洪沙硬，湖汛长落不常，但遇东南风，本处船聚稠密，则有妨碍之虞”，黄河营就是此种状况，并不适合避风补给。

　　《福山志稿》称：清初期之前，“元明海运之道，皆泊芝罘岛，而烟台无闻也”。历代芝罘岛海口均在芝罘岛西侧的黄海芝罘口，清时，芝罘口也属于“冲汛”之口，即“往来必经驻泊定程者”，航运上的重要性仍然大大高于渤海内湾的黄河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汽船驶入，避风要求降低，才改为岛东侧烟台湾。

　　《黄县志》又记载：“（大入）城上有海渎祠”，并注释：《元和志》《寰宇记》并云“海渎祠在大入城上”，县、府《旧志》俱失载。唐朝形成了以“四渎”“四海”为中心的水神崇拜，对“四渎”“四海”的祭祀礼制进一步提高，海、渎相继被加封为王、公。唐玄宗天宝十年（751）正月，以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分别按春、夏、秋、冬四季祭祀，并有定制：“岳镇、海渎祭于其庙，无庙则为之坛于坎。广一丈，四向为陛者，海渎之坛也。”唐代的海渎祠也很可能就在芝罘岛上，到宋代，才迁徙至现在的莱州东海神庙。(刘建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