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山下，从滨海广场走到广仁路步行街，有幢两层高的小楼，我从两扇斑驳沧桑的铁门缝隙里，看到里面一片狼藉。这里是我融入芝罘这座城市的起点。“小楼昨夜又东风”，只是不见昔日的辉煌。

　　

　　这座小楼是广仁路3号，前身是德国海员俱乐部。

　　广仁路步行街资料图

　　

　　1951年2月，莱阳专署电影队（站）在莱阳城东关吴格庄村专署院里诞生，1958年8月，它跟随莱阳专署迁至烟台市（芝罘）的脚步，在四马路2号落脚，后搬至朝阳街54号。1965年5月8日，在这座小楼里定居，挂着“山东省烟台专署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牌子。

　　

　　我于1971年初在县城参加电影工作，经常到小楼里开会或取送影片，1978年10月更成为小楼里的一员。

　　

　　小楼是胶东半岛的电影中心，就像蝴蝶效应，有时这里的一个举动，就会首先在芝罘，继而在烟台地区18个县市的观众中引起轰动。　

 

　　1

 

　　几回回梦回广仁路，几回回在小楼的院子里徘徊，却怎么也走不出去。

　　

　　小楼过道的东两间屋是电影发行调度科，这里像渤海湾，时常“风起浪涌”。

　　

　　1965年5月，接上面紧急通知，发行科连夜调配《夺印》、《箭杆河边》等10部影片，配合莱阳、荣成等5县的“四清”运动。

　　

　　1966年至1967年，这里不断接到上面查封“毒草”影片的电报，近百部影片片盒被贴上封条。但有时还得按照上面的指令，将《燎原》、《清宫秘史》等17部“反动”影片，分批在新中国、大光明影院举行“示众”批判专场，片头打出“内部观看，专供批判”的字样，观众潮水般涌来。

　　

　　1966年底，小楼的职工载歌载舞迎来《毛主席和百万文化大军在一起》等纪录片，30多部裹着红布的拷贝被各地“请”到影院，芝罘3家影院昼夜连轴转，买票的长龙还是伸向马路。

　　

　　在这之后的10年间，8部样板戏影片以汇映周（月）或展映季等形式，在各地轮番上映。

　　

　　1975年，发行科收到一封观众匿名来信，抱怨“国产片新闻简报，朝鲜片又哭又笑，越南片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片搂搂抱抱”。小楼的领导肖经理把信丢进了火炉里。

　　

　　1977年，发行小屋又开始接到封存影片“解冻”的电报、电话，一批又一批的解禁片、内部片和香港特供片堆满了片库，各地发行员、经理和芝罘区几十家厂矿俱乐部放映员，每日都把于调度员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起来。

　　

　　还有让于调度更上火的事儿：这天刚上班就接到肖经理的电话，命《简·爱》影片停映。于辩白了几句，肖丢下一句话：“简单的爱也不行！这是领导说的话！”

　　

　　《简·爱》从芝罘下线后，于调度又接到即墨影院经理的电话，说：“青岛上映《神秘的大佛》，我们县为什么不能？”最后还说：“还我‘大佛’！”不用说，这部影片在烟台地区被“封杀”了。

　　

　　1979年春，中影公司在交际处宾馆召开全国会议，总经理在讲话中说：“山东的票房，济南市第一吧？”肖经理举手示意：“不是！”“青岛？”肖站起来回答：“烟台！”这个时期，烟台地区的票房收入七八百万元，上缴国家税金近四百万元。小楼的主人成为全国电影发行业的一面红旗。

　　

　　2

 

　　发行屋的东南角坐的是与我同宿舍的李哥，负责农村影片发行，人称大先生。

　　

　　这天，肖经理会前向全区农村发行科长大讲李哥的故事：挨饿那年，他在东县的饭店里买了一盘包子，还未下口，一位叫“彪弟”的大姑娘盯着他流口水，他把一盘包子全给了她，姑娘边吃边哭着说：“大叔，你不……”肖经理还没讲完，李哥一步闯进来，全场哄堂大笑。

　　

　　我从这亦哭亦笑的故事里看到了李哥的热心肠，他也从此成为我这位乡下人立足芝罘城的第一个良师益友。

　　

　　李哥参加工作时在农村电影队赶马车，深知农民渴求电影的心情，他一生用心为农民服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一人负责全区100多个农村电影队的影片供应，到了七八十年代，还是他一个人，这时农村电影队猛增到3000多个，其中村办队2600多个。

　　

　　乡间的夜晚，集镇影院像一颗颗明珠闪烁在千里胶东，而星罗棋布的村电影队，又似天上的繁星跌落人间。李哥每月为这些农村电影院（队）调度数百部影片节目和拷贝，从未有过差错。

　　1976年春，他在奇山宾馆主持召开农村电影工作座谈会，有一个发行员说，他们县有一个队，腊月天飘着小清雪在街头放映钢琴伴奏的《红灯记》，观众廖落，最后只剩下一位老翁。李哥上前紧紧抓住那位发行员的手说：“我们要向这位农民兄弟致敬！会后领我去见见他！”发行员说：“他等着拿他家的桌子呢。”李哥的脸“刷”地一下红了。

　　

　　他从此不断改进排片方法，每日放映双片，最后放映的必是一部农民喜爱的影片。

　　

　　李哥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成绩，省内外有一百多家地市公司的同行来小楼取经学习。

　　

　　3

 

　　小楼二楼西面的6间屋是看片室，只要院中的电铃连响30秒钟，各屋里的人都会到这里“业务看片”，有时是宣传场，请新闻单位看片。

　　

　　对风传很久的新片，就会请行署大院里的分管领导“审片”，有时领导会当场指示宣传、组织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组织单位观看。偶尔因影片有“副作用”，领导也会说“不要宣传”、“控制放映”，这时公司经理的脸就成了“老阴天”。

　　

　　1979年春节前，公司周六晚上组织职工家属看片专场，每人发了8张票，看刚“解禁”、还未公映的《乔老爷上轿》和《秋翁遇仙记》。小楼沸腾了！

　　　　

　　我送给公司王书记两张票，他已答应把我爱人从县城工厂调到芝罘区来，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不错，不错，我这烟台街上的坐地户，要票的人太多啦！”

　　

　　这天上午，我把自己关在楼上的宿舍里，琢磨剩下的6张票的分配方案：广仁路东端地区图书馆老丛，把馆藏的全本《金瓶梅》借给我，他是我到烟台街的第一位知己啊，给他一张！

　　

　　海沿八中的张老师是我的老乡，我刚进城时经常碰壁，是他给我讲小城的人情世故，再给他一张！

　　

　　同住一条街的话剧团李老弟，他答应把我学写的电影剧本送给他在长影厂的大姐，知遇之恩，送一张给他。

　　

　　还有，我二妈正在烟台山医院住院，不能忘了主治大夫。对啦，大门朝向烟台山的建筑公司食堂，是我们的吃饭点，这里的徐师傅，花1毛5买一个中菜，给他两毛钱，他能找回8分钱，得给他一张。

　　

　　最后一张票，送给十字街菜店的马大姐吧，我爱人坐月子时，人家给了一张猪蹄票……

　　

　　下午快下班时，小楼召开紧急会议：省里在毓璜顶宾馆有个会，与会人员今晚要在看片室里看电影，公司领导要求职工把8张票全部收回来。

　　

　　这天夜里，小楼门前停满了大车小车，三五成群的观众在大门口转悠，扒门缝的，趴窗户的，久久不肯散去。有位醉汉骂骂咧咧的，还朝着大铁门猛踹了几脚。

　　

　　4

　　

　　烟台专区电影公司刚搬进小楼有18男2女，人称“十八罗汉”，大都是城市影院和农村电影的开拓者，在胶东电影从无到有、从普及到繁荣的历程中，他们始终走在全省地市的前列。

　　

　　小楼的最大特色是领导与职工无隔阂，书记可以戏说经理与职工的“八卦新闻”，职工也可以传播领导的“花边新闻”。

　　

　　大先生说小楼有“五多”：赵哥的妹多，钱哥的姑多，孙哥的客多，李姐的哥多，还有小楼里的笑声多。

　　

　　小楼啊，一个欢乐的大家庭！

　　

　　小楼二楼北面有两间屋是书记、经理的办公室。

　　

　　王书记原是隐姓埋名的我党地下工作者（他的子女姓赵），1965年底从小楼斜对面的话剧团调来。

　　

　　有人说他是“外行领导内行”，一度被“打倒在地”。他苦钻苦学，重用人才，带领职工谱写小楼的新篇章。他组建的烟台幻灯队在全国一枝独秀，应邀到大江南北的12个省市示范演（映）出，先后有15个幻灯艺术节目在央视播放。他带队3次晋京为中央领导和全国性的会议演出30多场。

　　

　　1978年1月14日晚，他们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为余秋里副总理和30多位部委领导演出，余秋里把话筒挂在脖子上，对王书记说：“自己放，自己唱，自己动手，来得快，这种宣传形式好！”

　　

　　电影公司后来搬到迎春里1号，现居青年路原电视台大院，门口挂着“山东省烟台市电影公司”的牌子。

　　

　　1988年4月30日傍晚，王书记在渤海湾撒网捕鱼，一阵狂风骤雨，老人倒在沙滩上，成群的海鸥在他的上空盘旋……肖经理和大先生过了80岁，前后脚驾鹤西去。那位于调度刚过50岁，就挥手与小楼永别。

　　

　　小楼当年的好汉啊，还有四五位健在，我有时会陪着他们，或拄着拐杖，或坐着轮椅来到广仁路，久久凝视着小楼……（张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