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摞书，一摞书，还有很多很多摞书。它们堆放在地上，高高低低，错落着，又很整齐，就像是庄稼收割完后垒起的一个个垛。书桌上的电脑开着，纸质的笔记本也开着，手边是一本自己装订起来的七八公分厚的口述实录。作家王月鹏就扎在这里，不停地写。

偶一抬头，正前方书柜里挂着他自书的两张字条，一张是“像弯腰割麦子一样阅读和写作”，一张是“十年磨一剑”。那是他时刻提醒自己、勉励自己的话。

我站在他透明的工作间外。彼时，正午的阳光从窗外洒入，折射出一道道斑驳的光影。他埋头苦干的样子，还真有几分弯腰割麦子的意象。

方式

2025年底，王月鹏又出了一本新书——《舟在江海》。此前，《渔灯》《烟台传》《海上书》《黄渤海记》相继出版。

于他而言，这是割麦子的季节了。从2015年开始，他长期驻扎在黄渤海新区八角湾和大季家街道初旺渔村，进行田野考察和现场采访，十年间“弯腰”深耕海洋题材，先后采访了100多位老船长，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已经完成了四部海洋文学专著。如今，他正静静打磨创作的，是第五部。

这是王月鹏的方式。那本厚厚的口述实录，是他十年磨一剑驻扎渔村的凝结。他会不厌其烦地找到一位早已熟识的老船长，一次次问询聆听，或者让很多老渔民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类似的故事。从福莱山文化公园的工作室到八角湾的渔村，一条20多公里的路，他不知往返了多少次。

他从各种渠道搜集来的有关海洋的科普、文学、民俗、方志、史料等书籍刊物，不计其数。他探寻研究鲸鱼、鲨鱼、晒盐、造船、出海、风浪等生物、科学、气象、地理知识，五花八门。

他再度审视曾经写过的相关文章，有些完全撕毁重来，有些不断完善精进。他说，积累得越多，越感到之前的匮乏；写得越多，越感觉下笔要慎之又慎。

他不停地改，电子稿存在电脑文档里，打印稿放在抽屉里，每当有一个念头涌起，就拿出来补充一番。也许只是几个字，几个标点符号。

《舟在江湖》正式出版一个多月了，他还在改。我粗略翻了翻，删去了若干个“了”、几个“他”“可是”“但是”，以及修正了一些标点符号。他说，以后再版，一定要改。

我相信他，那两张高悬的字条不是口号。

理想

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弯腰割麦子的画面，无需解释，便生动而又具象地浮现出来。

大多数时候，这不是一个浪漫的场景。是赤日炎炎似火烧，是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是从冬守到夏的一季劳作和一季期盼。

这是一份艰苦的营生。然而，丰收之后，人们的脸上总会荡漾起发自肺腑的笑。所有的苦，在那一刻是值得的。

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去受累，是值得的。

1974年生于农村的王月鹏，从小学三年级起，就说出了自己的理想：当一名作家。只是，这个理想在那些年的乡村注定要被嘲笑。你尽可以说想当科学家、发明家、宇航员，大人啧啧称赞这孩子志向远大；至于想当作家，却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被认为不切实际、荒唐、不靠谱。

但他偏偏认准了这一点，不肯动摇。

我们一起回望过去。他说从那时起，一个不怎么会玩也不大爱闹腾还有些内向的孩子仿佛找到了一个出口，在一个属于文字的世界里尽情放飞。就像父母种地一样，很累，但是也有奔头。

从1992年首次发表作品，他坚持文学创作30余年，出版了20余部文学专著，散文作品收录在各种全国年选、排行榜和自读语文教材、中高考试卷等200多篇次。他两次获得百花文学奖，两次获得泰山文艺奖，还有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山东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他为烟台书写，也为自己书写。

“那么，你现在的理想，或者说终极目标是什么？”我问。

“著作等身但不脸红。”他回答得并不难，甚至有些干脆。

他为我解释，是有那么一摞让自己内心踏实的著作在那里，是可以精选出来的、倾注自己心血的作品，绝非应景之作。更重要的是，心安理得。

专注

我们相识20载有余。初识是工作交往，他邀我去采访一个“文人”。逢迎了好一阵子，终于脱身，我说，“这太扯了”。他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回应，“有点，有点”。我们很快发现，有些东西是装不出来的，有些东西也是藏不住的。

比如我们对文字的敬畏，比如他对文学的专注。

工作的交织越来越少，我们反而成了朋友。偶尔问候几句，赶过去坐下聊聊天，有时扯个闲篇，话题一不小心就拽到了他当下的专业。福莱山文化公园里有一幢安静的办公楼，顶楼临湖的那间独立的工作室，是他尽情施展拳脚的阵地，是他充盈激情放飞思绪的舞台，也是我偶尔光顾的庇护所。每次相见，他都像是一个盛满水的量杯，用上面的刻度不停提醒着、比照着那一个或多或少而满不在乎的我。

在他那里，写作是一个无法替代的铁律。风雨不动、雷打不动。这间屋子里，时常是从清晨到清晨。他一个人埋在里面，写作的板台从书桌转移到大板台，从高桌子挪到低板凳，他也从沙发坐到了地上。推掉应酬饭局、拒绝陪妻子逛街吃饭、推掉各种会议，一个看起来温和的他，有时会因为创作被打扰而瞬间暴怒。

他去了趟澳大利亚，三个周的时间，在悉尼大学图书馆里泡了半个多月。他像每天按时上班一样，在一个陌生的空间里奋笔疾书。后来，他告诉我，有部书稿的十几万字初稿就是在那时完成的，比起悉尼的花花世界，他更爱彼时彼刻如此“出活”的自己。

路径

他的创作“路径”变得理性和自觉，是在2006年。这一年，他发表了《城与乡》。

在这之前，他写了很多诗歌和散文，只是没有明确的方向。2004年，恩师刘烨园告诉他，写作不应该像水一样无目的地漫流，要有自己的规划，甚至起笔就要开始规划，要写什么、该怎么去写。他的创作开始升级。

2006年，他确定了第一个创作方向——“城与乡”。那是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大幅度过渡变革的时代。城市扩张，乡村骤变，城与乡在接壤。他所处的开发区更是如此，对于从农村步入城市的他来说，感受更是切身。他在本职工作之余，用一名作家的眼睛去观察、去记录、去审视。他亲历亲访，积攒了大量的一手素材。他写出了长篇非虚构的《拆迁笔记》三部曲。

《拆迁笔记》第一部在《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1期刊发，引来业内的广泛关注。此后，全书在出版社几近定稿，却阴差阳错没能最终出版，一拖至今。

那就让它继续沉淀。好的作品终有出头之日。他坚信沉淀打磨后的作品会更加精彩。

2015年，他开始立足黄渤海八角湾和初旺渔村。这是他的第二个方向：海洋题材。他驻村采访，聆听有关大海的各种故事，来自历史，来自亲历，来自传说，来自所见所闻，以及所想。他依次写出了《渔灯》《海上书》《黄渤海记》《舟在江海》。

他在创作手记中这样写道——

“我才真正理解了当年在渔村采访的那些人与事。他们在我的心里沉淀和发酵了十年，成为我观察社会和审视自我的一个重要参照。在写作过程中，总有一种倾诉之欲，就像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说话，说蓬莱神话，说八角湾往事，说各种鱼。几乎在每一篇文章中，都有一个或隐或现的‘他’存在。‘他’是具体的人，也是无穷的远方与无数的人们。”

十年一村。他说这件事值得，老人与海的故事讲不完，他也写不完。那本厚厚的手订版口述实录还在案头，常翻常新，他还要写。

从大海到人海，从以人为背景写大海，到以大海为底色观照人与物。

门槛

他的路径清晰地摆在眼前，却又自设了许多门槛。

2024年，他把自己曾获泰山文艺奖的《怀着怕与爱》（2010年初版）重新修订了一版，把个人最满意的散文作品增补进来，且进行了反复修改，文稿增删幅度太大，以致于出版社的编辑说，完全可以重新起个名字再做一本书，但他不肯。

他在修订的过程中不时地问自己：这些文字，是准确的吗？那些曾经的勇气和锐气，还有对于意义的思考与追问，在今天仍是有效的吗？他如此固执地修改以前的作品，很多文字都被删除了，似乎唯有这样才可心安。被保留下来的，更多的是那些彼时彼地的情景，那些内心的犹疑和冲突，它们以自我的名义，穿越时光，与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命题发生关联。

“怀着怕与爱”，这是他钟爱的作品，又像是一个提醒，是一种敬畏之心——对大自然的敬畏，对良知的敬畏，对那些未知事物的敬畏，以及对真理与常识的敬畏。不管是走在人群中，还是独处的时刻，“怀着怕和爱”时刻伴随，直到内化为一种对待生命和写作的态度。

他写海洋十年，给自己设定的门槛是朴素。他不要浓烈的感情，不要惊心动魄的故事，他要最准确最朴素的表达。他说，假如十年前自己关注的是情怀，是先预设好了关于渔民与大海相伴相生的各种想象然后对号入座，是先行赋予他们那么多的感情色彩，那么十年后，应该是细节了，比如一网网鱼是怎么往上抬起的，渔民在深海暗夜里喝的是什么酒，5000斤的鲨鱼究竟如何往上提，它们又是如何被拖回海港的……

他说，关于海，我知道我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并不比海里的一条鱼更多。

自然

“从此之后，我将以更诚实的姿态，直面自己，始终怀着怕和爱，去走更长更远的路。”

万物之始，大道至简。他不停地修葺，清理文字中多余的枝丫，删掉一些无谓的过渡，甚至去掉修辞，去掉装饰。他说一个作家，应该建立自己的语势，有力量、有自信的表达胜过各种修饰。他希望自己的文字在剥掉各种外壳后，依然有鲜活的生命力。

他钟情自然。他说，关于自然的写作，很多人习惯于做减法，减去喧嚣，减去欲望，甚至也减去了人间的烟火气。他们远离人群，为的是更好地回归那个“自然”。所谓自然，并不是一个被割裂的存在，天地万物是一体的，我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既不置身于自然之外，也不凌驾于自然之上。他努力写下的自然，是与人共存的未经美化和过滤的自然，它是芜杂的，也是尽可能接近真实与准确的。

他越来越拒绝浪漫与抒情。他没有从对自然的关注和书写中获得所谓超脱，反而在忧思中越陷越深，把自我放置在我与他人、我与社会、我与自然的关系中，更清晰地看到了我（们）是谁，在做什么。

这是他所选择并坚守的自然文学的一种。在《海上书》中，他把对“海”的书写作为一个切口，由此切开和抵达的，是茫茫“人海”。在《舟在江海》中，他不动声色地选择上下篇呼应，在文本结构与叙事视角上巧妙探索，上篇中那些被观察与被写下的“物”，在下篇依次开口说话，表达“我的看法”和它们对“我的看法”的看法。这是人与自然的平等对话，也是人与“物”的彼此凝视。

我想，这也是他的写作态度，不回避、不迁就、不遮掩，万物都可以开口说话，而自己是时代旅途上的守望者，是个体境遇的思想者。

原乡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原乡。烟台这座城和这片海，自然是王月鹏的创作根据地。每一次写作，都是他朝向根据地的又一次精神扎根。

1994年，烟台海阳人王月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1997年，他从烟台大学毕业，简陋出租屋的一张小桌子是他阅读和写作的天地。他永远记得那个冬天特别地冷，也记得在那种艰苦的环境里自己的满足感。多年以来他都认为，那是阅读量和写作量最多也最扎实的一年。

2021年，王月鹏捧出一本深情厚意的《烟台传》。他在烟台这座城市中行走与回望，借助史料，辅之以民间传说，用智性的思考和诗意的表达，勾连起烟台的昔日与今时。书中既有对城市发展或人物的记述，也有对处在城市中的自身境遇的思考。但他说，“对一座城市的理解，注定是多维的……一个人的气质、经历、学养，以及价值取向，将会决定他对世间万物有着怎样的态度和发现。这部书稿中的烟台，只是写作者一个人所理解的城市，仅此而已”。

《烟台传》的副标题是“半岛的此在与彼在”，倘若放在时间的坐标轴上，那么此在与彼在便是烟台这座城市的过去与现在，而这在《烟台传》中构成了一个反复出现且更为深刻的隐喻，那便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漫溯从前的城市印记，感受前人的胸怀与品质，但也不可避免地思考，当下的我们要为后人留下些什么。

之后，他又用《黄渤海记》来“破圈”和“突围”。他打破了散文的文本限制，把“非虚构口述”拽进叙事中。写作之初，他就给自己立好了规矩，拒绝走马观花、到此一游的心态，拒绝“掉书袋”、解说词的语态。“这种题材的写作，倘若可以分为地理的和地质的两类，我选择后者，更看重地质的属性。它没有满足于描摹现实中的黄海与渤海，而是被纳入写作者的情感和思考结构中，已经不仅仅是现实中的那个黄海与渤海了。”

这是他的“乡愁”，也是其酝酿多年的不断沉思。

我们

最近的一次对话，我们聊了一整天。

那天上午，我陪他在初旺渔村走访。冬日的暖阳下，一位年逾八旬的老渔民坐在院子里晒光阴。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他问大鱼，问风浪。老人眯着眼，回到了那些惊涛骇浪的时刻，也回到了一个火热的年代。月鹏就一直站在那里，认真地聆听、笔记，不厌其烦。

走出小院，他兴奋地对我说：老人的故事非常好，我已经想好怎么融入了。

回到工作室，在零星的日光中端起一杯茶，我们从理想说到现实。

我问他，为了什么？

他说，文学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是流淌在血液中不可割舍和更改的一部分，不管何时何地，唯有以血为墨，在每一篇文章中倾注全部心力，才可心安。

舟在江海的倔强，一如人在人海的坚强，一如弯腰割麦子。

我们有些共识：人到中年，以前看不清的事物，日渐变得清晰了；以前看得清的事物，却变得越来越模糊。

（李德强）

法律支持单位：山东助商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