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沥沥拉拉二十三……”我小时候曾问爷爷，过年为什么还要分出大年和小年？

　　爷爷告诉我，这个规矩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来的。朱元璋年轻时家里非常贫穷，有一年到了年关，他想在肉铺里赊几斤猪肉回家过年，老板不肯。因为猪头便宜一些，他说那就赊一个猪头吧，可老板还是不答应。朱元璋干生气也没办法。心灰意冷之际，他便随手用瓦片在肉铺门口的墙壁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可怜可怜真可怜，别人有年我无年，赊个猪头要现钱。有朝一日当皇上，老子要过两个年。”后来，他当皇帝后还真就这么定下了规矩。

　　不管爷爷说的是否靠谱，我是打心底盼望着过这个小年的，因为这一天不光能吃到一颗核桃大的糖瓜，还能吃上一顿“箍扎（饺子）”。尽管“箍扎”的面皮用的是黑乎乎的“二麸面”，馅子是萝卜丝儿，但在以地瓜为主粮的困难年月，这就属改善生活的好饭，每每都能吃得大肚溜圆、饱嗝连连。

　　“二麸面”是家乡的方言说法。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用石磨来加工粮食，小麦通常需要磨三遍才行。第一遍磨下来的面粉叫“头白面”，是留待过大年蒸大饽饽“出门（走亲戚）”或招待客人的。平日里改善生活包“箍扎”、擀面条就用“二麸面”。最后的“三麸面”，是用麦麸掺着黄豆和地瓜丝儿磨出来的，只能用来包菜角子（菜包）或擀烂面汤。

　　把饺子叫成“箍扎”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可究竟是哪两个字，却一直没有定论。有人因饺子属面食便写成“馉飵”，有人取包饺子时手上的动作而写成“箍扎”，也有人因饺子胖鼓鼓的外形就写成“鼓炸”。还有一些地方，言之凿凿地把这两个字写成“姑扎”，说是因为每逢大年三十下午，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要指挥儿子们洒扫庭院、裱糊窗户、张贴门对和年画。内当家的母亲，则要急火火地为一众儿女赶制衣裤鞋袜，而包饺子这个任务，则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家中姑娘们的身上。此事因系姑娘所为，且包饺子必须用手“扎”一下，取“姑”和“扎”两个字，“姑扎”一说便由此诞生。在我们家乡还有一个更离奇古怪的说法，用大白菜和着新鲜猪肉包的叫饺子，用萝卜丝儿和着“肉滋啦”包的才叫“箍扎”。

　　“肉滋啦”也是方言说法，指的是肥肉焅完猪大油后剩下的渣滓。生产队那些年，猪肉限量凭票供应，只有过年期间，才能格外多供应一些。每年小年前，村里就组织杀年猪，为的是社员过小年时能改善一下生活。妈妈把分得的几斤猪肉拿回家，总是仔仔细细地把肥肉和瘦肉分开，瘦肉用“冰缸”冻起来留待过大年，肥肉则切成细碎的肉块，在大锅里焅出喷喷香的猪大油。焅完油的“肉滋啦”，就留待过小年和着萝卜丝儿打馅包“箍扎”。

　　因为当年大白菜也很金贵，过小年包“箍扎”用萝卜丝打馅子也就习以为常。记得每逢这一天，妈妈早早就把萝卜洗干净，用礤床擦成萝卜丝儿，放进大锅里烧开水焯一下，然后捞出来换着清水浸泡半天，等到了傍晚，就拌和上“肉滋啦”打馅子。

　　奶奶和妈妈忙着包“箍扎”的当口，爷爷则领着我和哥哥张罗祭祀灶神老爷这件事。爷爷总是用干净毛巾把“灶马头（方言，灶神老爷像）”擦一擦，免得他上天时太过埋汰。“箍扎”煮熟了，要把第一碗供奉在灶神老爷像前，还要摆上一碗酒和几碟小菜，那糖瓜更是必不可缺。爷爷说，灶神老爷吃了糖瓜把嘴粘住了，想说坏话也张不开嘴。酒喝多了醉得东倒西歪、一塌糊涂，就没有心思告密了。叩拜结束，爷爷就把旧“灶马头”从灶台的墙上揭下来，用劈裂的高粱秸秆夹住，在院子里点火焚化，就算是送灶神老爷骑马上天了。年复一年祭祀灶神老爷，始终少不了糖瓜和“箍扎”这两样贡品。(刘甲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