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台古称“墨候”，是读书人的文房必备，藏家的痴迷雅玩。武人爱剑，文人好砚。在烟台说砚台，我一直认为“砚”“烟”两字，谐音一对，文武双全。虽然砚台实用功能式微，但历史文脉却存在这“不朽”的石头上。砣矶砚“下墨”翘楚，不输端石、歙砚；砣矶石文理奇绝，惊艳了苏轼、赵佶。砣矶砚乃海石“一哥”、贡砚一枚，其成名时间与蓬莱阁始建是同一年，堪称登州第一宝物。

砣矶砚  图片由作者提供

　　物愈旧，情愈深。藏砚人珍惜老砚的情结，宛若鲁女泣荆，难以言表。我收纳砣矶砚旧物，如对遗簪坠屦，独钟不弃：表面黑乎乎、脏兮兮的砚，只要有水湿图，立马可辨“金点”，绝不走眼；在地摊没有水就哈气，也瞬间能识“银星”，手拿把掐。别人看老砚百无一用，摆桌面有碍观瞻，放地上挡脚绊腿，我却视为“乌金”宝贝，一见拔不动腿，两眼放光。

　　收藏一方老砣矶砚于桌面，就像手捧线装书，顿觉“日与山海对”（苏轼写砣矶北海石语），神清气爽。把玩一老砣矶砚于床案，亦像“处子”陪伴，立感“袖中有东海”（苏轼语同上），惹得砚友戏称：床上“砚”遇，“砚”福匪浅。若线上线下偶遇一方老砣矶砚，年份久，包浆好……我就会如同中彩票一样，屏不离眼，围摊打转，一时间脸颊发热、心跳加速，不拿下就寝食难安。为了躲避妻子的唠叨，买回或快递到来后，我会将老砚暂放在门外杂物架上，以防被抓“现行”。

　　我有一方拟捐出的老砣矶砚，砚长18.5厘米、宽13.5厘米、厚5.5厘米，系民国年间的长方形平板砚。此砚虽然有些残损，但板材厚度超群，“雪浪”纹理惊艳，集老旧厚重、风韵犹存于一体。十余年淘宝老砚，研究砚史，我逐渐揣摩到登州学人珍视砣矶砚的心理，也找到了与古代砚痴对话的方式。如清代登州文士孝廉葛王庵，看到来登州的朋友“微词”砣矶砚，一时难以接受。“王庵不服，固争之，且谓天下诸石无逾于砣矶者”（高晙《鼍矶石砚考》）。

　　为这方老砚除尘涤垢，就像给孩子洗澡，浴后可见清丽光洁的面容；揉摸把玩，可感受到如孩儿肌肤般温润细腻。“母以子贵”也好，老父嫁女也罢，其中的不舍难以名状。我之所以看重这方砚，在于它有老登州人的老成厚重、粗放豪爽、正直纯朴。从砚如其人的角度看，这方砚有古今登州（胶东）的人性特点和人文精神，如黄公望笔下《富春山居图》的江南俊秀、范宽笔下《溪山行旅图》的太行浑厚！

　　砣矶砚在古代“出圈”的时间，我考证是在北宋嘉祐六年（1061），比坊间传说砚台开采于熙宁年间要早。1061年，与登州同为京东东路的青州，迎来了“砚学大家”太守唐询。上任伊始，唐询即到淄川访砚，除了红丝、淄石和紫金砚等，他发现了来自登州大海上的砣矶砚，“砣矶岛石，全类歙石（类似于歙砚）”，遂将砣矶砚列为全国名砚之一（唐询《砚录》）。他也成为发现、记录砣矶砚的第一人。

　　我发现，砣矶砚明代就曾入过宫廷，明代礼部尚书、皇帝师吴宽，即是砣矶砚的拥趸者。“鼍矶千丈接蓬莱”“书家常用岂粗材”的诗句，记录了他在宫廷用砚的史实。当时明代宫廷收藏馈赠使用砣矶砚成风，有文学家郑真诗为证：“登州异产胜端溪，即墨封侯品秩跻”“御前漫说宫妃棒，海上频闻使客携”。

　　大多数人都知道清代乾隆帝为砣矶砚题诗：“驼基石刻五螭蟠，受墨何需夸马肝（马肝，指端砚）。”却很少有人晓得，他的老子雍正皇帝也是个砚痴，亲自设计过“暖砚”，还搜贡各地名砚。这不，砣矶砚有幸列贡，经登州府按样采石选料切磨，成砚后依旨限量呈送宫中。雍正皇帝则方方入手，过眼把玩，然后御令正式入藏：“……交来花玉木匣砣矶砚九方，传旨养心殿造办处收着。”这是砣矶砚作为贡品的首次官方记录。

　　明清两位重量级人物，则成就了“砣矶砚、登州礼”的史诗级经典。谁能想到，明代大文学家徐渭公开弃端歙、爱砣矶砚那么直接：“向者宝端歙，近复珍鼍矶。”一次徐渭到青州，东道主青州王在送别时为他准备千金作礼，他“睨而却之”，独选一方砣矶砚，说来日以此砚作为友情的回忆。后来徐渭入狱，青州王专门派人去看他，带去的礼物仍然是砣矶砚。为此，徐渭感动之余，又写了两首诗：“绣词锦字来天上，雪浪金星出海中”“恭承锦字题文石，尚带青州海气浓”。

　　清代刘墉与纪晓岚都是藏砚家，且经常赠砚戏砚。刘墉的叔叔和堂弟，每每让人捎去家乡特产，首选就是砣矶砚。叔侄之间唱和砣矶砚，更是叙亲怀乡之乐事。难怪刘墉作诗：“此日墨卿真不朽，信知片石有奇功。”

　　近三年来，我应邀参与了砣矶岛非遗及砣矶砚馆项目，研究、提供了砣矶砚“十大名人巨匠”和“七十二贤”的创意设计。我从家藏百余方老砚中，精选六十方作为馆藏展陈主体，开馆仪式上我获颁名誉馆长证书。

　　我自豪生于斯长于斯，宋代老砣矶砚坑洞就在砣矶西村所辖海湾——山西画廊。人若要到坑洞，从山顶涉步需百余米、600级台阶，船行顶浪要数公里、半个多时辰。每逢走近这处已坍塌的老砚坑洞，我眼前就闪现出上千年来砚工们取石制砚的身影，仿佛听到我爷爷半个多世纪前锤石钻岩的叮当声响。

　　后来，我爷爷为生计弃海登陆，花甲之年由“船老大”改行为“大石匠”，就是在老砚洞附近，打制炕板、檐石板，间或弄砚。爷爷制砚，是当“石匠”的副产品，家里上学的孩子每人一方砚，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凭他乐善好施的性情，也会满足邻家孩子的求砚之需。不过，那时工具不济，做砚犹如凿石，只是切个方边、磨个平面，顶多挖个砚窝而已。后来流传“砣矶砚无好工”的俗语，大概就是说的这个情形。

　　其实，砣矶砚有好工，应首推石砚盛行的宋代。我常跟砚友讲自己千里追宋砚的往事。那是十年前，我从歙砚网上，扒出一方大个的宋式砣矶蝉砚。我利用出差的机会，自烟台到济南，转车去德州一家宾馆，像地下工作者一样与卖砚人“接头”。现场看砚确定无疑，我以当时一个半月的薪资，买下这方心心念念的砣矶蝉砚。如今此砚成为砚馆年份、品相、包浆最好的一方，堪称砣矶砚好工的天花板。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听过这个故事的砚友董博士，竟然也定制了一方小砣矶蝉砚，在我今年过生日小聚时，真诚地作为礼物送给我。蝉砚造型盈掌，意含“一鸣惊人”，它既表达了砚友相“知”之情，也祈愿了“鸣”砚之意。受赠玲珑一砚，仿佛穿越了砣矶砚传承的千年时空：古与今、大与小、用与赏……

　　我有幸收藏并研究鲁砚奠基人石可先生的砚，他的砚随形古意，少工带铭，是现代砚的范式引领。感恩砣矶砚技艺传承人王守双，给予我入砚行、刻砚铭的启蒙和砚材、技艺的指导；难忘师父“民间砚雕大师”乔治芳，对我传统手工砚艺的熏陶，临终前赠砚及全部砚书、工具。他们的关爱研浓了我的砚学“墨香”，也是砣矶砚文化的一种交接和传承。

　　动脑又动手的习惯，让我积十年之功，撰写并出版了《中国名砚——砣矶砚》一书。对砣矶砚的创意设计、铭文锲刻，亦身体力行，比如对中国梦船池砚的设计监制，使之成为非遗馆的“镇馆之宝”，还有对故宫版乾隆砚的指导摹刻，拿到了砚会展的“金奖”。母亲过世时，我选与她同庚的旧砚，敲碎一角，题刻铭文、祭图，以资纪念。素平同学老父戎马半生、心系海岛，我赠砚撰铭，寄托哀思，表达海岛人对老革命军人的真诚敬意！(吴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