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八路军会有办法的！”

　　我老家在山东蓬莱。我妈妈生于1901年，2011年无疾而终。按虚岁算，她活了111岁。

　　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妇女，普通到没有名字，只知道自己的小名叫“小桂”——因为她是阴历八月生日，“八月桂花香”嘛。是我这个“有文化”的小儿子给她起名李桂生。

母子合影于1970年，左一穿军装者为作者，右为其大哥。

　　妈妈是小脚，新世纪已经没有卖小脚尖头鞋了，给她买鞋只能买六岁儿童鞋。妈妈说小时候包脚十分痛苦，把脚趾头硬生生窝到脚掌里，骨头变形，走路钻心地疼。

　　比缠足更令妈妈痛苦的是，随着孩子越生越多（六个孩子），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越来越困难。尽管妈妈很能干，九口人（六个孩子加我父母和奶奶）的衣服、鞋帽、被褥都是她自己做，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钱买布，无米下锅。巨大的压力甚至让妈妈生气时大吼：“你们（指我的哥哥姐姐）咋不死几个，也好间间苗！”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妈妈把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统称为“八路军”）实行减租减息，贫富互济，我家日子开始好转。到解放战争时，“八路军”实行土地改革，我家分到六亩半土地，基本上衣食无忧了。所以妈妈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感情至深。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乡是重灾区，地瓜叶吃光了，吃花生叶，吃花生皮磨的粉。我问妈妈：是现在好还是过去好？妈妈认真地回答：“还是现在好，毕竟现在太平，毛主席、八路军会有办法的！”

　　“早知有这么大的好事，真不该放他走！”

　　抗日战争期间，胶东地区的国军跑的跑、降的降，剩下唯一的正规抗日武装是共产党的八路军胶东军区（许世友任司令），各县的地方抗日武装是八路军独立营。我们村（蓬莱县羽山刘家村，今属蓬莱市南王街道）就是八路军蓬莱独立营的根据地之一。

　　我家就在羽山脚下。羽山（现误写为雨山）相传是尧打死鲧（大禹之父，因治水失败而被尧帝处死）的地方，也算是名山。过去在羽山平顶处建有鲧庙，不过早已荡然无存，只是有人在平顶捡到过大片瓦当。

　　1945年春，首任蓬莱独立营营长盛易三在庙山战役中受重伤（被鬼子机枪射穿膀胱），被我爹等村民抬到我家西屋炕上。

　　盛营长和我爹都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妈妈给盛营长换下了血染的衣裤，要给他换上我爹的干净衣裳，盛营长说什么也不要。妈妈又嫌炕太凉，马上生火烧炕，又被制止，因为热炕会使伤口出血更多——几乎全村人都在围着盛营长打转转，所有人的心都为盛营长揪着，但却没有办法救活这伟大的生命！

　　妈妈说，每次打仗前，独立营都要制作大量棺材，摆满了我家东头的打麦场。但几乎每次打完仗，棺材都不够用。很多烈士都没有留下姓名，解放后烈士遗体统一迁到庙山，为烈士立碑时，由于不知姓名，只能写上”革命烈士之墓“。

　　据我爹说，他们去抬烈士遗体时，发现不少烈士穿着新鞋新袜、系着红腰带、戴着新戒指——这些年轻人还是新郎官啊，刚结完婚就来到了抗日战场。

　　在抗日战争中，我妈妈救过好几个八路军军人和军属。

　　我的堂兄刘玉泰时任蓬莱独立营参谋长，他是有名的孤胆英雄，与黄县（今龙口）的张虎、蓬莱的王朗并称“抗日三虎”。他曾一人炸掉了日本人在寺夼村的炮楼；雨夜摸进伪军的宿舍，解决了盘踞蓬莱城的伪警备大队长郝铭传的一个伪军小队。

　　有一次，他潜回村时被汉奸发现，村子被鬼子包围。“二婶救我！”堂兄知道我妈妈胆大机灵，第一时间跑到我家。

　　妈妈立即带堂兄来到草棚的鸡笼前，把堂兄扣在鸡笼里（我们老家的鸡笼是坟头状的，都没有底，便于清扫），顺手还塞进一只老母鸡。

　　前脚藏好堂兄，后脚敌人就追过来了。

　　“刘玉泰来过没有？”汉奸凶巴巴地质问。“来过。”妈妈从容不迫地回答。“抓着刘玉泰，赏你大洋八百块！快说，你把他藏到哪儿啦？”“哎呀，你说该不该，早知有这么大的好事，真不该放他走！”妈妈抚掌惊呼：“你们还不快追！刘玉泰刚来喝口水就顺南山河口奔羽山啦！”

　　鬼子一无所获，堂兄安然无恙，只是踩了一脚鸡屎。

　　我的堂嫂姜景明也是八路军干部、妇救会主任，一次，她也被鬼子追捕，同样求助于我妈妈。妈妈往堂嫂脸上抹了一把锅灶灰让她装病，又把尿罐子装满屎尿放在炕沿下。鬼子闯进家来，妈妈满面愁容地告诉鬼子：“这是俺家儿媳妇，得了伤寒病。”鬼子一听连连后退，妈妈意犹未尽，还“求”鬼子让医生给看看，鬼子一掉头忙不迭撤了。

　　“老婶子，你救了我两次啊！”

　　最富传奇色彩的是，妈妈救了“老黑”叔叔两次！咋回事？听我慢慢道来。

　　那次，蓬莱独立营又打了一仗，烈士遗体摆满了场院。妈妈胆子大，不怕死人，她照例去场院巡视，看看其中有没有活着的，她一个一个用手试探有没有气息。

　　在检查到老黑叔叔时，谢天谢地，他竟然轻微地咳嗽了一声！

　　这可把李桂生同志乐坏了，她叫来了爹爹和大哥，把老黑叔叔抬回了家，同时通知了堂嫂，找来了邻村医生顾宝元。

　　折腾了十来天，老黑叔叔竟然真的活了过来。

　　顾宝元医生说伤员要多吃鸡蛋和豆腐，妈妈每天买4分钱的豆腐给老黑叔叔一个人吃，外加两个鸡蛋（这是我后来听大哥说的）。独立营也支付了部分伙食费——这是后话。

　　之后，鬼子又来“扫荡”，占领了我们村，所有乡亲都跑进了羽山和龙山里。老黑叔叔行动不便，妈妈就把他藏在羽山脚下的大洞里（我们老家抗日期间，在隐蔽处挖了不少类似窑洞的大洞，用于藏粮食和地瓜）。

　　后来，为防止人多嘴杂，妈妈索性就让老黑叔叔住在大洞里，每天给他送吃的喝的，对外就说老黑走啦——就这样，老黑叔叔度过了最艰难危险的半年时光。

　　说话间到了“文革”时期。已经是领导的老黑叔叔，因为这六个月的“历史问题”受到组织严厉的审查。

　　老黑叔叔专案组第一批来我村外调的人，简单问了问“有没有一个姓杜的八路军伤员，在你们村住了半年？”村干部实话实说，确实没有——带着这样的调查结论回去，老黑叔叔的境遇可想而知。

　　当时妈妈外出住在姐姐家，不在村里，老黑外调的事，她一点也不知道。

　　当老黑叔叔得知调查结果时，异常气愤，他断定专案组一定是所问非人。他向专案组详细说明：是一个个头不高的大婶救了我，后来把我藏在一个山洞里，别人可能不知情。

　　第二次来村里的专案组找到了我妈妈，妈妈第一句话就问专案人员：“你们说的那个姓杜的八路军伤员，是不是脸挺黑的？”来人笑了：“我们那位首长脸是挺黑的。”“这就对了！他开始住在俺家，后来怕坏人告密，俺把他放在大洞里，住了整整六个月，别人哪能知道！”妈妈在证明材料上歪歪扭扭写上自己的名字，还按了手印。

　　1972年，千里迢迢来到村里的老黑杜叔叔，热泪盈眶地拉着妈妈的手说：“老婶子，你救了我两次啊！”

　　妈妈活了1.1个世纪，寿命长，故事也多。我写的这些仅仅是抗战期间的事，不及妈妈平生故事的十分之一。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蓬莱一中上高中，学校进行“阶级教育”，要求学生假期写家史、村史，我遍访了村里的老党员、老前辈，他们也都能很清楚地讲述盛易三、刘玉泰等先烈的英雄事迹，讲述独立营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当然，也都记得老妈妈的动人故事。

　　我的老娘性格开朗，坐不住，闲不着。我曾作诗一首，《为家母高寿歌》：

　　蓬莱高寿不稀奇，

　　家母一百一十一；

　　米寿独自荡秋千，

　　白寿尚能缝裤衣；

　　百岁出门玩麻将，

　　茶寿乐乘大飞机。

　　借问人生何所求？

　　高寿高兴最可期！

　　（注：米寿88岁、白寿99岁、茶寿108岁。）(刘玉京)